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选举制度——第三届世界论坛总结

端木赐

宪政论坛的最后一个节目是圆桌讨论，对昨天和今天上午会议的简短总结，由我和魏汝久律师主持。他是“前”北京市律协宪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昨天被剥夺了候选人资格，这也一个选举问题。他很不容易，本来昨天下午三点到的，结果因为大雨凌晨三点才回到北京。这次会议也有比较多的律师参与，尤其是北京律协宪法委员会律师的参与。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律师应该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当然，社会其他阶层，譬如企业家也很重要，也有很多的能人和“牛人”。但是律师对于中国的法治、民主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发展的比较好，或者转型的比较好都有这个特征，做总统的一般都是律师出身，希望中国未来也是如此，至少人大代表要有更多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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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Y: d8 J6 a7 w+ u    我简短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讨论。政党和选举都是大题目，不可能在这一天半内讨论透彻。我们希望通过这么一次活动，能够促进我们的研究。邀请一些国外的学者专家介绍他们的经验，本身也是对研究的促进，包括我们这次写论文的不少作者是很不错，遗憾的是有些作者没有能够参加这次研讨会，所以没有机会花时间讨论他们写的相当扎实的论文。但是我们的目的至少部分达到了。有时候人也是需要有些触动，你要给他规定一个deadline，他才会把东西整出来，否则很可能遥遥无期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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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C" v# Z3 w8 R2 t    我们不可能讨论选举和政党的方方面面，而且有些常识性的问题我认为不需要讨论了。比如说对于选举的基本原则，我认为不需要讨论，各国都一样，你做不好就是你的问题，无非是自由的选举、平等的选举、直接的选举、秘密的选举。这些基本原则都有共识。当然对于候选人怎么产生、具体的产生程序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再做一些研究，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包括一些具体的程序。当然，国外的制度也未必是正确答案。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实验过程中，我们选民或者地方政府自己发明也是完全可以的。


& X! O( m, d; i/ j& R    偶尔也有人提到多党制，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多提。多党制对于有意义的选举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大家都知道。没有必要可以强调。我是觉得，反过来也一样，你这个国家一旦选举步入正规以后，它必然会出现多党（至少多派）格局，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选举自由和平等，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马上会成为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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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次会议还没有能够深入涉及一些细节问题，主要的过错在于我，因为当时会议征集选题的时候比较宽泛，有这么四五个选题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导致写论文的时候，我看多数学者没有谈得很细，比如你谈政党制度，对于政党设置的门槛、候选人提名的条件等具体要求谈论的不多。今后设置选题要明确具体一些。这次有老师抱怨我们谈党内预先制度的专题，谈的却是别的。这是因为做这方面研究的人本来不多，我们收集的论文不够。二是有些作者没能参加，包括我的一个硕士生写美国共和党内的预选，我觉得他写的还是不错的，论文集里有，但是他人没来，所以我们没有讨论。今后尤其需要加强这个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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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 F& z' t5 z9 a% Q    对于传统的政党，党魁控制是主要特点，但是现在党内预选也逐步的趋向党员的自由民主。大趋势是和正式选举接轨，和正式选举之间的本质差别越来越小。我们开会的时候曾经讨论要不要开放初选，我觉得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谓“开放初选”是让非党员的人来参加你这个党内的初选，譬如让民主党来参加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结果选出来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这也是我今年北大博士生入学考试的题目。这个制度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因为它侵犯了结社自由。但是在党内应该充分的开放民主自由，这是没有宪法问题的。


% b. r% A4 E, R$ t3 ^  o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选举体制，尤其具体的选举体制设计。这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真正走向民主选举，人大选举了，甚至就是村委会或者居委会选举，你的选举体制怎么设计？国外总的就是两种模式，一种是选区代表制，由选区直接产生议员代表；一个是比例代表制，按照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议员席位。杜瓦杰定律预言，选区代表制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一般产生多党。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其实杜瓦杰定律也不是一个必然发挥作用的铁律，例外是有的。但是总的来说它可能有这种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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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世界趋势是两者结合、扬长避短，既有选区代表制成分，也有比例代表制的成分，能够兼顾政治的稳定、内阁的稳定，以及选举的代表性、公正性。当然这样做比较复杂，是否适合中国需要再探讨。我个人认为，现阶段选区代表制对我们来说更加合适。如果以后真的实行选举的话，可能会乱相丛生，弄出那么多个党，选民不知道该选谁。所以有一个选区代表制能够造就两三个主要大党，或者党内的主要派别，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平稳的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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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y1 b8 w& I- X/ X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政党财政，这次我们基本上完全没有涉及，因为这个题目比较专业。但是如何防止金钱政治，我觉得国外的经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借鉴的。中国人一般会对金钱政治比较反感，这个问题在美国比较严重。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处理跟我们的思维比较接近，他们对于政党候选人的经费控制是比较严格的。一般都是由国家提供经费，或者国家规定一个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不行了，甚至违法，要受制裁的。这样能够有助于减少金钱政治的成分，让议员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立法和选民沟通上，而不是花在筹钱上。我觉得这个制度是比较值得中国借鉴。当然，从美国方面来考虑，他们认为捐款也是一种“表达”，你限制他的捐款就是侵犯了言论自由。这个主张也不是说在宪法上一点站不住脚，但是如果走到一个极端，确实像某些左派指责的那样，变成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美元一票”，民主就变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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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8 o* z: T$ y0 |) Y    第四个方面我们粗略讨论的选举诉讼，它对于防止选举舞弊行为都是很重要的。这些制度我们探讨的还是比较粗略。我昨天宣布，从今年开始，每年出版一到两辑《宪政评论》，希望能够刊登这个领域的前沿成果。从此次论文的质量上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回去之后，我会和作者联系，在这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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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5 z6 Y, W% b+ @7 ^; c& s- [! A( Y    如果说今日中国的改革目标比较明确，改革的路径则仍有待探讨。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改革三十年，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甚至说摸出感觉来了，都不想过河了，光想着摸石头，这也一个问题。关于改革的大前提，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他设计方案，我们设计方案只是为今后的改革做准备；如果你要改，我们有方案。问题是你改不改？改革的前提是上面要有改的意思，至少你下面想改他不会来阻挠你、干预你。这是基本前提。


# |, R& F4 m. M# Y0 a1 ^    我觉得技术上的设计并不难，而且没有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比如黄教授谈到党内改革的设想，谈得很好，但是这些改革本身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只能这么改？我想不是。包括昨天谈的党内改革，其实都是权宜之计；如果我们从此岸到彼岸有十块石头的话，只是开始一两块石头。当然，关键也是这一两块石头。你开始走了，就停不下来，必然会往前走。我觉得，这个石头是不难摸的。


; k4 B2 h' h6 A+ ]9 `1 z    但是究竟怎么走？尤其是这第一步、第二步怎么走？我觉得没有一个正确答案，要看各地的实践。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从地方实验开始，要充分允许地方的良性试验、创新自由。中央的作用当然不是在于遏制改革，而是在于维护改革的基本法治秩序。地方搞选举，他搞贿选怎么办？搞舞弊怎么办？这时候，你要有一套司法程序纠正地方试验当中的偏差。当然，前提首先是允许各级各地的自由试验。


    这个过程当中，学者、律师应该发挥一定的作用。我甚至提议，学者应该可以搞“学术包干”。你可以提“重庆模式”，也可以提“广东模式”；没关系，那你就去试验。左派提倡司法民主化，大众化，右派提倡司法大众化，你不妨弄一个基层法院去试验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嘛，看看最后哪个效果更好。中国以后应该更多的允许这些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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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2 i+ g  n* T2 ?    我觉得，我们以后的改革之路应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了解、梳理、总结各国的经验教训，这能帮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另一方面就是要充分的允许地方政府和选民的自主改革创新。我就先讲这么多，不知道总结的是否到位，或者其中有疏漏或者讲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可以进一步商榷

金属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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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祷告

哥发的不是帖子，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