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杨伟明与我们

新闻主播

■张兴海
    冬至，寒冷来了。长眠地下的亲人在三九隆冬即将来临时，需要御寒，需要慰藉，该上坟了。这个节气，也因缅怀亡灵而显得凝重，蒙上了一层悲凉气氛。
    早饭后就上路了。沿西宝公路南线，出周至县城向东，端端直直，据说50公里开外有向南的大路，不远就是户县县城。离开周至县城时车子停下，买了路边会挣钱的及时摆摊的烧纸与冥票，心想把周至的祭物烧在杨伟名坟头，也算有特殊的意义。在车上，灰白色的纸捆上面放着的冥票很是惹眼，这一沓票子颇像人民币，通体淡红，印刷精致，真像百元面值的阳间钞票。我将这沓票子拿在眼前仔细端详，发现两点别有意趣。一点是，票面上面还清楚地印着编号：1688888888。好家伙，8个8！现代人渴望的发财象征！另一点，作为仿真制品，当然少不了伟大领袖的画像。面对我所敬仰的伟人，心里一阵暗潮涌动，最深的地方似在隐隐作痛。杨伟名，提起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位伟人。今天，难道是天意在安排他与伟人以这种方式遇面？
    当严寒的天地随着车子的前行陆续展现出来，有意无意地观看着思考着，把车外的景观一一梳理，我发现，所有的我看到的一切，其实只有两个字：发展。可不是吗，田野里的责任田，分割成一块块的私人田亩，除了部分浅绿色的麦苗，更多的是一片片的苗圃，一处处的果园，猕猴桃的棚架整齐地排列着方阵，蔬菜大棚的穹窿式薄膜波浪似的向远方伸展。地面平阔，四野寂静，深冬的寒气逼扫得田间几乎空无一人。想当年，一溜一行的人力车下地送粪，我还在生产队推过装满牛粪的皮毂辘车子，后来拉过深受农村人欢迎的架子车，整个冬天就有了流汗出力的营生。
    车多为患，摊多为患。在几个村子旁边，公路两边密密摆着菜摊，还有小百货之类的商品，东来西去的车辆本来就是长龙般的架势，在这儿因某一个摊位的人挤就卡壳了，一堵就是半个小时。无奈，焦急，心有怨言，难以抒发，但后来就觉得这还则罢了，令人心忧的是人为的祸患。因为司机的感叹我明白了不断看到的车祸引发的原因：路面在无雨雪的情况下竟然有明显的冰溜子，集中在大路的中部，闪着微明的光，贴着地面，一直向前延续。原来，从西边的几个河道拉沙石的大卡车全都从车厢向下淌水，沿途滴淌不停，可以一直将冰溜子铺到西安。目的地也就在西安。西安要盖大片的高楼，每天拉沙石的大卡车不少于1000辆。
    发展很快，却又缺乏严格管理，有些部门、领导、个人，不失时机地捞好处，让发展成为自己谋私的契机，这是老百姓怨声甚高的主调。路面上的人亡车毁，流血事件，被麻木的人们不屑一顾。
    我在车里静坐，看着身旁长筒的卷纸和一沓冥票，想着今日出门在外的目的，想着杨伟名、毛泽东，觉得自己的头脑一片黝黯。杨伟名的伟大，发展的现实分明告诉我们了；毛泽东的伟大，今天的阴暗也分明告诉我们了。但是，杨伟名的蒙屈，他的殒命，又是因为什么？难道历史，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的时代风雨，自己也不能阐说清楚？
    我几次到户县，都是因为文学与文友。这次仍然离不开文学与文友。当地的几位文化名人，文联主席赵丰，作协主席杨涛，县志主编段景礼，适时在等，我们就在一家饭馆聚会了。他们几位，还有已经去世的我很敬仰的仝德普先生，都是知识人士的心性人品，早早地呐喊摇旗，与相关的领导文士，以及来自遥远他乡的思想界新闻界文化界人士，共同将杨伟名的英名抬出，把这个人物身上的屈辱和蒙尘洗掉，让他本来的光彩焕发，从而让如今的世上有了一个平民思想家（也叫乡村哲人）出现。我看着他们几位一如以往的沉静，冬日的笨厚服装朴素而平实，颜面的几分笑意褪尽以后，显出只有这个圈子的人才能发现的冷静和沧桑。说毕了近日的写作和文坛，便说今日，冬至，祭日，杨伟名，他们一时不语。沉默了一会儿，说出了一些情形。原先的设想，开必要的会议，重修故居，修建墓地，拍专题片，都没有实施，其间的原因，谁也说不清楚。我可以想象出原委。一位当过地委书记的老干部非常熟悉当年的情形，对杨伟名的思想精神有透彻认识，煞费苦心写了一篇文章，在投稿期间处处碰壁，所有的编辑部都是冷寂无言不予理睬。“你不要以为别人都像我们一样。”他们三位个个都是这样的口气，淡淡的苦笑，已经习惯了的心态，让我反而激动起来。一般世人确实不同于文人，我们有古仁人之心，迂腐，执拗，总是眼睛向下，说出让人觉得背时的话语。
    很快，我们到了杨伟名的家——准确地说是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的家。在这个位于常见的干部职工小区一样的村民住宅区，这座院子宽敞，拐尺状的面南又面东的二层楼房，让我惊异而又欣喜。在面南的房间，杨新民接待了我们。我在刚进门的房间看到了冬至，这里有祭祀，桌子上的玻璃镜框中是几张关于杨伟名的照片，早年唯有的三张黑白照片全有了洇迹渍影，但是杨伟名的面目仍然清晰可见，也是《华商报》已经刊登过的。蜡烛，香火，摆在照片面前，袅袅白烟显示出缕缕哀思。
    房间的粉白四壁，平整光洁的地面砖，沙发，茶几，泡茶的玻璃壶，与我平日在周至县城朋友家里所见没有多少区别，与一般干部家里的摆设也基本相同。杨伟名，作为一个符号毕竟离我们远去了，那个时代也毕竟远去了。我的心情不再沉重。望着杨新民的姿容着装，那身显得干净合身没有一丝灰尘的化纤布料衣裤，与国家干部无异的体貌外表，我的心里有一种喜悦的情绪滋生。他所在的村子是城中村，我看过的《华商报》报道了他在一家饭馆干事，不论做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他的父亲当年所担忧的困苦了。他的身材较高，他告诉我他父亲的身材更高。他的脸孔皮肤白皙，说自己懂中药，配制了饮料长期服用，有明显的滋养作用。我从网上下载的杨伟名的照片常常在脑海浮现，我发现杨新民的脸型轮廓及鼻梁嘴巴都酷似他的父亲。此时，在这个家庭，我现场的感觉就是以他父亲的缺失为唯一的遗憾。生于1922年的杨伟名先生如若活到现在，将近90岁了，他已经去世43年。闲谈间得知杨伟名的老同学，原户县文化馆馆长谢志安先生依然健在，只是记忆力减退。不须采访，我们在家里逗留的时间很短。
    我早已知道杨伟名的墓地被一家企业的厂房占据，我们到了涝河边的路旁，果然看到一个由四面砖墙围得严严实实的工厂。看来里面并不宽畅，没有高楼，没有机器的轰响。面朝涝河的大门关着，我们从南面绕过去，来到后面的墙外。厂房，麦田，渠塄，草滩，过去是涝河的滩地，当年这儿是一片树林荒滩。我们走进麦地，朝东站住，隔着褐红色的砖墙想象着里面的看不见的坟茔。杨新民说即使刨倒厂房也不能很快找到墓址，当初的坟墓位置已经很难准确认定。
    面目全非，周围世界的一切全都变了。涝河不再滚滚滔滔，不再清澈见底，田野不再辽阔无垠，不再有树林草滩。这个县城与周至县城一样，开始出现堵车，真是始料未及！近几年，频频出现的“开发”、“征地”、“拆迁”、“土地转让”、“私家车”，成为新鲜的流行语。与此同时，房价飙升，贫富悬殊，官员的腐败升级，普遍的道德沦丧，令人忧患的事物如潮流一般，江河日下，大有不可阻拦之势。
    在严寒的麦地凝望，思索，沉默，我在自己的内心，向着四堵墙内，那近在眼前却无法找到的坟墓深深鞠躬。
    杨伟名如今被吊在空中，上不去，下不来，不热不凉地在半天晃悠。有几位教授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如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雷颐，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韦苇），有的文化名人说他是忧国忧民的典范（如著名作家梁衡，著名记者、作家卢跃刚），有的领导干部说他是不同寻常的杰出人物（如原陕西省委书记陈元方，原商洛地委书记白玉洁），我和几位熟悉关中人文历史的朋友则评估更高，认为他会在历史上与西边不远的张载（眉县人）李二曲（周至人）齐名，享有四海皆知万世敬仰的圣人之誉。户县的有识之士最是权威的评判者，他们的设想颇有见地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我现在看到的冷落，肯定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它关乎社会与时代，官方与民众，正像我在来时路上的所见所思。近日看到的博客中有人引用了陈丹青先生的一段精辟语录，与杨伟名的精神有所契合：“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的性命，或者，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沉痛的反讽，令人不能自已。
    仝德普先生是有德行的文人作家，也是宣传杨伟名的知名人士，他曾送我散文集《清晨有约》，在我的家里做客，可惜两年前逝世。我们一行由他的儿子仝小朋陪同，驱车来到西宝公路北边的墓园，在他的坟头焚香烧纸。烟气飘飘，思绪飘飘。冬至，真的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