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女童遭养父性侵害嫌疑人羁押一月后被释放

闷闷 · 发表于 2009-4-5 21:39:22

婷婷和外婆在医院病房刘卫东摄

　　西部网讯（记者刘卫东马雯刘勇）一位年仅7岁的女童，在跟随再婚母亲进入新组合家庭的一年多时间里，遭到非血缘直系亲属的数次性侵害。女童的外婆在了解情况后，随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并提供了部分相关证据，公安机关随后便将嫌疑人羁押审问。但不知什么原因，月余后警方便释放了嫌疑人。更让人诧异的是，当记者前往采访时，当地公安机关却是设置种种“障碍”拒绝采访，这使得原本清晰的案情突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心灵重创
　　西安市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一家非营利的公益儿童保护机构，其职责就是专门为遭受身体虐待、性侵犯、心理虐待及忽视的儿童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治和心理咨询服务。
　　3月24日，记者随同该中心医疗组组长宋玉明医生来到友谊医院，在该院住院部二楼的一间儿童病房，记者见到了正在这里接受治疗的女童婷婷(化名)。
　　病房里，婷婷刚打完点滴，一个人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在大部分时间里，她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手里的一只毛绒玩具。看到有陌生人进来，她也只是惊慌的瞥了一眼，随后又扭过头专注地看着玩具，一句话也没说。
　　宋玉明医生提醒记者，婷婷目前正处于接受心理治疗阶段，最好不要在她面前提到此事。据宋医生介绍，婷婷在刚来的时候，又哭又闹，并提出过一些怪异的要求，比如哭喊着要抽烟等。据婷婷的外婆讲，孩子在此前的一段时间里，还曾发生过吃土、吃草、吃路边扔的脏东西等行为，就是不正经吃饭。宋医生说，根据心理医生的诊断，这些怪异行为都是心理受到极大创伤后产生的反常症状。
　　记者在一份户县涝店派出所开具的《公民报警求助受理、处理情况登记表》“现场处理情况”一栏中看到：“询问受害人婷婷，并带其到户县医院进行了妇科检查，经查，婷婷有外阴炎、处女膜裂伤等症”。
　　监护失职
　　“婷婷的母亲已经离过两次婚了，这次是第三次重新组成的家庭，她第一次出嫁时才17岁。”3月24日中午，婷婷的外婆向记者说起了事情的原委。而就是此时，婷婷27岁的母亲张娟(化名)正坐在记者的对面。从外表看，衣着打扮与常人并无差异，只是与人对视时目光略显茫然和呆滞。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她不是答非所问，就是左顾右盼，神情恍惚。她说话的语速比较慢，也缺少连贯性。婷婷的外婆说，婷婷的妈妈在未出嫁前，只是不太爱说话，但经历了几次失败婚姻后“有点瓜(当地话，傻的意思)了”。
　　记者在张娟娘家所在的村子了解到，张娟17岁第一次婚姻嫁给了本村一位聋哑人(没有领结婚证)，后因家庭琐事分手。第二次婚姻是嫁给邻村一位姓宋的男子，并于当年生下婷婷，一起生活了5年。导致这次离婚的原因，据张娟说是“他经常打我，朝死的打呢”。而张娟的第三次婚姻，才是婷婷噩梦的开始。提及此事，婷婷的外婆总是气的咬牙切齿，恶语诅咒。
　　3月29日，记者见到了婷婷的生父宋某。据了解，他已经于去年重新结婚，目前已有一个半岁的女孩。记者询问当初离婚时他有无提出抚养婷婷的要求？宋某说，我们全家人都爱娃，但张娟娘家人却将娃藏到别处，不让我们相见。宋某又说：“我母亲为此神经受到刺激，整天喊着婷婷的名字在马路上乱跑，结果被行驶的汽车撞死了。”谈及婷婷受其非血缘直系亲属性侵犯一事，宋某说他也听说了。“为此我还去了她(张娟)娘家，但他们不让我见娃，我也没办法了解实情”。宋某说，婷婷交由其母亲监管，是当地法院判决的，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也很无奈。
　　我国民法通则解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规定包括了两种人：(1)年满十周岁不满十八岁的公民；(2)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比如轻度弱智人、间歇性精神病人等。而民事行为能力是指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履行义务的能力，包括承担其所为的民事行为后果的能力。据记者了解，婷婷的监护人张娟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医疗或者司法机构对其进行的智力方面的鉴定。
　　拒绝采访
　　公安机关对案件的侦破和认定是婷婷是否受到性侵犯事实的唯一权威认定机构，而记者在户县涝店派出所和户县公安局采访时，却遭到对方种种借口的拒绝。　
　　3月29日，记者来到户县涝店派出所了解案件情况。当天值班的一位副所长说，记者采访必须要到户县公安局行政科开具相关证明方可。　　
　　3月30日早8点半，在户县公安局四楼的行政监督科，记者向余世第科长出示了相关证件，并提出采访请求。余科长看过记者证说：“光有记者证不行，还要有你们单位的介绍信才可以。”记者提出开介绍信回西安时间来不及，传真是否可以？对方说行。有一个细节，当天早上户县满城停电。记者经过四处寻找，才在唯一没有停电的人民路一家事业单位，让报社将介绍信传真过来。但当记者拿着传真件匆匆赶往公安局时，于科长又说，他请示了相关领导，按照要求，还必须通过西安市公安局宣传部门的同意，方可进行采访。记者再次向余科长解释，此次报道只是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对单亲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保护，并无其他目的。余科长说他去请示，说完便出了办公室。直到中午12点以后，公安局已经下班，余科长才匆匆走进办公室，他说经过反复沟通和请示，相关领导的意见还是要记者先去西安市公安局宣传部门打招呼，才能进行采访，并以牵扯女童隐私等为拒绝理由。记者说，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刑事案件，我们并不需要知道有关案件的细节，只是想了解公安局立案和案件进展的“官方表态”，但对方对此却只字未提，仍然坚持要求记者去相关部门办手续后再说。“这样普通的刑事案件根本不需要向市公安局打招呼，而且西安市公安局也从来没有这样规定过”。西安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钱百运回答记者。钱处长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市局需要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或者针对某件涉密个案公安部门会专门发出通知，其他的只要持有我国统一颁发的记者证就可以采访，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
　　一位资深媒体人告诉记者，在个别公安局和派出所，确实存在着这种“重重设障”的“潜规则”。他说，反观最近在云南发生的“躲猫猫”、“哈尔滨林松岭被打死”等此类重大事件，都是由于相关执法部门未能及时向民众开放信息途径，导致一些原本简单的案情变得扑朔迷离，各种无端猜想充斥网络，从而引发民众对相关部门的质疑和误解急剧上升。
　　政协委员建议：儿童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关注
　　李鸿光，陕西省政协常委、省卫生厅原厅长、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顾问。他说，儿童受到性侵犯和虐待的案例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教条的约束，致使一大部分受性侵害和虐待的儿童得不到预防和保护。近年来，随着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和离异家庭的增加，不少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的儿童缺失了亲属的有力监护，这是导致此类案件不断增加的根源。
　　李鸿光委员呼吁，社会各界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和城市社区管理部门，要加大对儿童保护预防的宣传，使每位儿童能从小就树立自我保护的理念，避免类此案件的发生。
　　3月29日，记者采访了婷婷外婆家所在村的村委会主任毛公理。他说，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在外地打工，照看留守儿童的任务都交由爷爷、奶奶等一些行动不太方便的老人。但由于儿童好动的天性和老人们身体的原因，老人们只能做到照顾儿童吃饭、睡觉、上学等，其他方面就勉为其难了。
　　当天正好是周末，记者在村子里看到，一群儿童正在汽车穿梭的马路上学自行车，不时有小孩将自行车骑到马路中间，有的骑一段儿就摔倒了，引来过往汽车司机大声的训斥和紧急刹车。而这群小孩的周边，竟没有一个成年人在看管……
　　记者了解到，西安博爱儿童虐待预防救助中心承担了婷婷住院医疗和心理辅导的整个费用外，还帮助其联系专业律师以提供法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