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杨伟名

信任 · 发表于 2010-9-18 19:37:24

　1962年5月，陕西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会计杨伟名、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三名共产党员面对农村经受的巨大灾难，满怀忧患，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写下《当前形势怀感》（亦名《一叶知秋》），分寄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西北局和中共中央，同时还寄给了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陕西日报》。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的确令人震惊。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或是因为出自普通农民之手，如此重要的一份文献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
　　包括前言与后记，这篇不到万字的文章共分13节，每节都有小标题。他们在前言中写道：“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
　　第一节，题为“忆‘撤退延安’”，他们写道：“如果拿合作化前与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
　　在第二节“处方”中，他们认为尽管现在已经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但仍非常不够，“当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仅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地重新调整处方，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第三节，写得非常形象生动，题为“腰带”。“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而且，这一条有用的腰带也“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在第四节“‘改造’与‘节制’”中，他们认为，现在的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应上溯到1954年开始的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因此，他们提出：“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 ‘节制资本’）。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据此，他们提出对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应“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第五节的题目就是“恢复单干”，认为“集体”、“单干”应听凭群众自愿。他们特别指出，现在的单干与合作化以前的单干有重要的不同，因为土地虽分到户，但地权仍不归私人，不能买卖，所以主要还是劳动致富，生产发家。
　　在题为“‘过’与‘退’”的第六节中，他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重大理论问题也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从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分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因此，他们提出只有“再退几里”，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在题目分别为 “走后门”、“市场管理”与“烦琐的哲学”的第七、八、九这三节中，他们以具体的事例分析，说明“走后门”的根本原因在于牌价与黑市价格相差太大，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市场管理过严、过死，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法在于开放市场。针对有人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的通行观点，他们认为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他们以上面派给本队收购18斤鸡蛋的令人难以想象的烦琐手续为例，说明现行的收购体制、方法是“烦琐的哲学”。由于他们所举此例非常生动，且是当时的普遍状况，很能说明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再加这种“状况”现在已渐被遗忘，恕我在此详细引证，使更多人对此有直观感受：
　　“今年2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18斤，所辖生产队9个，每队平均2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1）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9斤。（2）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3）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4）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5）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6）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7）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8）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9）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用作账务处理。（10）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一个生产大队收购18斤鸡蛋就如此复杂繁琐，可见经济运行的成本之高。他们提出，如果以市场价为基础收购，不仅手续方便，而且收购率会大大提高。重要的是，这样“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在标题分别为“双程轨道”和“提建议有感”的第十、十一两节中，他们更为大胆地谈到了政治体制问题。“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他们对“既要民主又要集中”的观点不表赞同，认为这是“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在这种观点中，“集中”就是“专制”。“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在简短的后记中，他们再次强调：“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页）
　　他们提出的允许私人工商业发展、用节制代替改造、利用价值法则、政治体制改革……这些重大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后理论界才开始思考争辩的，许多已成为国家政策。
　　尤其是他们明确提出 “社会主义初期”这一重要概念，更表现出了他们理论思考的深度与远见。追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史时，的确不应忽略这几位农民的思考。当然，他们的思考不久被批判、长期被掩盖、一直少为人知，可能并未对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产生起过多少直接、实际的影响，但他们作为思想前驱的历史地位却不能忽视。
　　二
　　这篇令人震撼的文章的执笔人杨伟名时年37岁，中农成分，曾读过三年私塾，1949年2月加入共产党；贾生财时年49岁，贫农成分，不识字，1950年加入共产党；赵振离时年27岁，贫民成分，小学文化程度，1959加入共产党。
　　这篇文章，并非杨伟名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之作。面对农村凋敝状况，从1960年起，他就写了七篇文章，现存户县图书馆、档案馆。
　　1960年9月，针对当时不容质疑和反对的上级领导强迫密植，他写了《谈谈小麦(2489,2.00,0.08%)的播种量问题》，以农业常识论述了强迫荒唐密植的危害，提出：“在今年小麦播种期间，把‘因地置宜’的权利，下放到生产队、小队级的基层领导中去，让他们的经验就地开花。”权力下放，生产队有一定的生产自主权，也是后来改革初期的一项重要政策。
　　1961年3月，针对物质极度匮乏，杨伟名写了《有关处理目前“物质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的长文。他从历史谈到现实，娓娓道来，摆事实、讲道理，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方案。令人震惊的是，他并未就事论事，而是由此对整个经济体制作出深刻反思，认为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因此他提出：“从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越了一个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越’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方式的转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又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 ‘自由竞争’时期，而所谓‘有条件的’，是说，这个‘自由竞争’里面：第一，一切剥削方式不容存在；第二，生产资料私人不能占有；第三，经营方针应服从国家计划；第四，竞争的目的旨在谋取全民幸福，最终达到全人类彻底解放。因之，这个‘自由竞争’本质上是代替了资本主义时期的‘自由竞争’，而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劳动竞赛’”。
　　社会主义能不能 “跨越”资本主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思想界才思考、探讨并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杨的“有条件的自由竞争”与几十年后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事实说明，农民杨伟名的思考提前了几乎一个时代！当时，有关如何度过供应极端困难时期的文章、建议为数不少，作者大都是高层理论家、经济学家，有几篇文章达到了此文的深度和高度？
　　写于1961年4-5月间的《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北街生产队大办“千猪场”的教训》和1962年2月的《评“单式记账法”》的核心内容都是反对上面的“瞎指挥”，强调农民、基层的自主性。而且，他对问题的分析都能上升到相当的理论高度。例如，对中央决定的在农村实行的 “单式记账法”，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指出其许多不合理之处，他写道：“从这一方面说，新的‘单式记账法’，是由‘中央决定’的，想来当必经过许多专家的细心研究，以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和会计业务水平，对此除照做而外，似不能有所非议，然而从另外一方面看，‘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将许许多多长期担任农村会计工作者的切身实践，用来作为检验行将广泛应用的新的‘单式记账法’这一‘真理’的尺度，倒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他的结论是：“这是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战线上的‘瞎指挥’！”虽然他未明确提“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但从记账这种技术性问题中能提出 “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也庶几近之，且敢用此理论批评“中央决定”，不能不令人叹止。
　　1961年初夏，针对人民公社出现的严重问题，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强调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取消了公共食堂、反对“一平二调”等等，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针对这个“修正草案”，杨伟名在1961年10月下旬写了《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修正意见》一文，提出应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基本核算单位的大队改为小队。
　　严重的农村问题和全国经济的长期凋敝，促使杨伟名不停地思考。1961年12月，他写下了长文《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明确提出要有市场经济。
　　下转45版
　　上接44版
　　所谓“一类物资”是实行计划经济后，1957年9月，国务院明确规定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严禁在集市中买卖的粮、棉、油。与前几篇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详举实际生活中的事例，说明严禁买卖“一类物资”正是物资紧张的根源，他还提出了开放“一类物资”买卖的具体措施，对可能产生问题的应对方法。还是与前几篇文章一样，他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指出经济体制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目前口粮标准过低的情况下，我们一再强调要‘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其实这个‘千方百计’何如开放粮食（棉油在内）自由市场一计。”计划经济人为的“千方百计”不如市场经济这简单“一计”，真是一语中的，道出市场经济的真谛。
　　他继续写道：“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目前我们国家状况是国家的‘计划经济’和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同时存在的局面。”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但也绝不影响对其余70%或60%的领导作用”。他形象地比喻说，骨骼占一个人的体重的30%或40%，但却对其余的肌肉起支撑作用，“计划”犹如骨骼，而“市场”犹如肌肉。“就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形势看，应当说不是骨骼支撑能力的不足，倒是肌肉对骨骼保护作用不够。而所以致此，是由于肌肉已十分瘠薄使然。于是，我们应立即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限度，同时相应地扩大‘非计划’的范围”。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后的“核心问题”，从国家领导人到理论界、思想界激烈争论了十几年，而杨伟名却早就深深触及。《目前农村问题十谈》尚未完稿，但从未完成部分来看，他想谈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问题（以上几篇文章均见《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第24－91页）。

匿名 *发表于 2010-9-20 17:37:22* · 发表于 2010-9-20 17:37:22

伟大的思想家

匿名 *发表于 2010-9-21 12:50:36* · 发表于 2010-9-21 12:50:36

记忆中的杨伟名高高的个子，留着背头，面容慈祥，人很干静，夏天白衬衫，冬天黑棉衣，宗色围巾脖子缠一圈，前边留一半，后边留一半，一付知识分子摸样。我们家曾经和杨伟名家是邻居，杨伟名的儿子民民比我大两岁，我们是少年时的小伙伴。杨伟名自尽被埋葬那天，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都在现场围观，我清楚的记得棺材是水泥做的。我离开户县已多年，现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整体扭曲 · 发表于 2011-5-8 15:59:14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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