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信艺术家 · 董静华

卓信集市1

    即将出版的《董静华书画作品集》，是作者经过严格筛选而编辑的。其所以出版这本水墨作品的目的在于供人欣赏。画册由水墨和和书法作品两部分构成，集中展示了作者近年来的探索与感受。作为一个书画俱佳的艺术家，他在这一阶段更追求书画融合的艺术境界。而我的视觉焦点集中在水墨作品上。尤其以他的主题性作品《陕北说书》、《陕北道情》、《秦腔》和《天年》等为标志，进行简明扼要的评述。构成这些水墨作品的题材内容是农民，其思维走向反映农民是怎样摸着“石头过河”的？其主题思想是提示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其语言是沿用传统的水墨技艺塑造当代的农民的形象是。总之，作者煞费苦心以农民为核心进行旋风式的描绘：他们敦厚善良、粗茶淡饭、激情和精神却像野火一样在燃烧，像洪水一样在宣泄；他们迸发出来的这种热情主要取决于主观因素，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有缓有急，有序无序，有冷有热，不冷不热。
    当城市化的历史车轮像推土机一样抹平了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内，有谁还能一眼看到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甚至连农民自身也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是农民？改革的暴风雨把他们吹到哪里，就是哪里，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农民完成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使用之后，由主体变成了客体，眼睁睁地接受了“城市领导农村”的被动地位。虽然再也找不到自己的“故乡”，但必须“跟着感觉走”！
    我阅读了董静华所创作的一系列农民形象，欣赏他构成的完整画面从中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境界：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透过他们的神情能看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虽然可以看得见，但却说不清——他们是哪个时代的农民呢？好像并没有严格的时代界限，也没有明确的阶级烙印，只有地域的差异。认定他们是陕北的农民或者关中的农民，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改革时代的农民是个什么形象？能找到典型吗？一旦农民被改革化解之后他们也开始分化，呈现出多样性，多层次，多角度。农民与土地同存亡共呼吸，一旦丧失土地就等于丧失了自己的身份。
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1861——1941）在《两亩地》里，以富于宗教意蕴的抒情诗描绘给了农民和土地的相互依存关系：
恒河岸边的凉风
是你轻轻的呼吸；
鸟巢似的小房子
安静地躺在你怀里。
这美丽的诗句是对土地的赞美，是对大地的颂扬，作为农民他不能离开土地，他生前被土地所养育，死后被土地所覆盖，没有土地就没有农民。农民以土地为依附，剥夺他的土地就等于剥夺他的生命。“白日依山尽”从更广阔的境界表达了同样的主题思想。
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叶芝（1865——1939）为《吉檀迦利》撰写的序言认为泰戈尔“满脑子是一幅中国画的神秘意蕴，他就是上帝自己。整整一个民族，整整一种文明，对于我们有说不出的陌生，却被融入了想象之中，并被他的陌生而感动。使我们倾听梦幻般的声音！”
    董静华所创作的农民，在解放后占有了土地，才呼吸到了“轻轻的凉风”，他们也可以坐在“鸟巢似的小房子里”吹拉弹唱，寻欢作乐，随着黄河后浪推浪，一波一波推到了改革的岁月，又随着城市化的改造，由“农村包围城市”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城市领导农村”。只有老年农民还守在土地上，有病呻吟，至于成长的农村青年不再迷恋土地，而是像“黄河入海流”涌向城市，流落在城市的街头，等待着被招用，希望在“世界工厂”里占一席之地，参与宏大的“中国制造”。他们干最重的活，住最差的房，吃最粗的饭，虽然为城市建了高楼大厦，却看到了“城市像沙漠，四处空旷无人烟”。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以迷茫的眼神等待着“戈多”——等待是没有希望的，必须争取。这已成为他们生命的终极目的。他们不再是“农民”，而是“农民工”，甚至像铺天盖地的“黑天鹅”，不知投入何方。
    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称农民为“黔首”，生来就是“持戈看守庄稼的人”，由于在劳苦生活中又苦又累，又饥又饿，在黄色人中的皮肤上又增加了又黑又瘦的色调，不是黄里透白，也不是黄里透红，而是黄里透黑，所以称之为“黔首”，即由赭石形象。“黔首”的另一个含义，是统治阶级对不听话的农民的脸上刺字，施以黔刑，或称墨刑，也称刺鲸。也误认为是“文身”。使它们变成了焦茶色形象。从肉体到灵魂刻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历史烙印。
既然叶芝称颂泰戈尔“满脑子是一幅中国画的神秘意蕴，他就是上帝。”那么我们的太师公司马迁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根据夏商周三代的执政经验为中华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幅道德蓝图：夏代的执政走向立足于一个“忠”字，以“黑”为标志，要求人民诚信敦厚而终于国王，实践证明其弊端把人民变成了“小人”，粗野、愚昧缺乏礼仪。为了克服时代的道德失误殷人推翻了夏代统治者，竭力倡导一个“敬”字，以“白”为标志。要求人民敬神敬鬼，其弊端使人民弄神弄鬼，丧失了人的本性。为了克服历史的偏差，周人推翻了殷人，而提倡一个“文”字，以“红”为标志，要求人民遵守礼乐体制，国泰平安，其结果走向文过饰非，虚伪狡诈。于是太师公从理念上把“忠”、“敬”、“文”三者联系起来，形成所谓“天道”，遵循这个良性循环被认为是正统、否则被认为是歪门邪道。任何理想化的设想都是脱离现实的。
    黑、白、红三元素不仅象征着忠、敬、文道德谱系，而且也是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的三要素。中国的传统文严格的遵循着这个“正统”：道不变人也不变。正如马克思所描写的中国人性，他认为中国人像一袋马玲薯，必须把它们装在袋子里就可以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一旦松绑，就会滚到四方八面再也装不进，以至变成“掠夺世界的黄蚂蚁”，也就是外国人常说的黄祸。
中国的传统绘画——在古代被称为“丹青”，现代则称为“国画”，它由人物山水花鸟所构成。其色象、色调、色情不超出黑白红：人是黑的，山是白的，花是红的，既“知白守黑”，“万绿丛中一点红”，心有灵犀一点通……人的进化历程无非是由“黑领”为起点，逐渐向“蓝领”，“白领”，“红领”攀升，直到极乐世界。因此，作为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一出生就是衰老，在表达之先就使思想的能量耗尽，使其徒有思想的形式，我们自己充当时间、历史使一切变为灰烬的熵的力量，我们就是使宇宙趋于零、趋于停滞、趋于石头、趋于废热的熵本身。“（耿占春：《话语中的熵》，参阅《读书》2008年，5）
   《董静华书画作品集》的出版，又为书海洋增添了“一滴水”。“水滴石穿”体现了书的能量和个人价值，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不确定的，因为“书几乎再也无人去读”。董静华所塑造的陕北农民和关中农民，所谓的“秦人”很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代农民，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位现实主义画家。
为了确证谁是真正的“革命现实主义”画家，我很乐意引证本人一篇拙文“一场持续了25年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