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信艺术家 · 杨季

卓信集市1

榜样的力量

——《榜样》与杨季的人物画

文 / 郑伟斌

杨季是国内美术界人物画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画家，金秋之际，喜讯频传，其新作《榜样》在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获金奖提名，刷新了他的艺术历程。而此前，他的艺术成就体现在：《我们的那达慕》在文化部主办的“高原·高原——第三届中国西部美术展中国画年度展”获一等奖，《苗寨三月跳花破》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西部大地情——首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金奖，《迎春花》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家在塬上》入选全国第十一届美展，《乡亲》参加纪念“5.23”全国美展获优秀奖，《春回苗山三月花》入选全国中国画大展，《故乡人》入选“时代·人物——中国著名人物画家优秀作品展”，等等。回顾这一系列荣誉，我们似乎看到一个被缪斯之神宠爱的幸运的画家。但是，当我们回顾并剖析其艺术道路，当知其数十年一路走来之不易，也不难发现，能摘得如此多的桂冠，亦在情理之中。

一

从画史来看，画家可分为几种类型：其一，最常见的一类，即是以一技之长，专事绘画，以此为生，多是职业化的匠工或层次较低的艺术家。其二，往往才情迥异，步履高蹈，诗文书画，一一皆出于心性，兼怀治世之志，自觉于“士”或“知识人”的社会担当，以现世因缘所囿，而寄于书画文艺，能自成一家。第三类，为极少数不世出之宗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影响后世千百年而不已，如王维、赵孟頫、董其昌等。我以为，杨季是超越了第一类，而介乎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艺术家。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持续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一下子转向为工业文明、现代科技文明主导的现代化都市社会。这无疑是给古老的中国文明做了一场大手术，像一个按自己的习惯生活了八九十年的老人被一夜之间改变了其原有生活方式。历次的政治变革与文化思潮运动，造成传统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相互碰撞、相互颠覆，形成持续百年的文化大震荡，可谓泥沙俱下，跌宕起伏。中国传统社会诸多基于农耕生活而积淀形成的品质、习性、文化生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百年过去，几十年过去，甚至三五年过去，中国农村社会的以跳跃式的节奏发生着变化。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随着信息化技术的普及，农村、农村人、农村人的观念日益被转型。

在“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政策之前对此最重视的应当是费孝通、梁漱溟、钱穆等人。这几十年来次第涌现的“寻根热”、“孔子热”、“国学热”等风潮，从某种程度上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反思与抢救。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是扎根在乡土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道德、文化价值系统一方面体现为精英文化，一方面则渗透、附着在中国人的民俗、乡风、一言一行及日常生活中，他们最持久的传承是在乡土社会。

杨季自幼成长在陕西关中，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他对乡土生活怀有很深的感情依赖。随着对文化的自觉、思考与担当，这种感情及时升华为他的学术使命。80年代中期以来，他开始长年累月的深入到大江南北的乡村，尤以西部地区为主。由最初题材上的猎奇，逐渐触动了他的艺术神经，进而转变为对乡村社会细节的记录与追忆。这期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不约而同地在中国大地展开。

以《苗寨三月跳花坡》、《我们的那达慕》、《棉花朵朵》、《普兰花开》、《兰菊化》、《日当午》、《海风吹起时》等为代表的系列作品，表现了彝族、侗族、苗族、土家族、藏族及关中地区的日常生活及人文习俗。以《晚自习》、《家住山那边》等为代表的作品，则是对八九十年代的乡土青春的礼赞。杨季的作品，不仅再现和记录了转型期的乡土中国的原貌与情景，更重要的，则是其作品背后要表达的乡土社会所存在的善良、朴实、敦厚、热情的道德价值。

约翰·罗斯金曾说：“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纪：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两部书，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数十年或者数百年后，需要以历史文本与艺术内涵呈现转型期的乡土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时，杨季的人物画作品无疑是最好的那部书。这是对历史有着很深的洞察力、对文化怀有很深的关怀的艺术家的敏感与执着，也是杨季作品的人文价值所在。

二

作为画家的杨季，最被关注的还是其艺术特点。随着社会环境的需要，新中国之后的人物画衍变为中国美术的大类，其正统主流是徐悲鸿开创的学院派体系。这个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坚持“素描是一切造型的基础”的理念，重视素描关系，重视写实观念。这种观念与教育传承体系形成了当代中国人物画的主流风格与流行样式，即素描过稿，水墨渲染，偏重写实。百年来中国画遭遇的改良与革命，在人物画领域体现的最为严重。85以后，价值观念多元化，情况又不一样，迎来了新的花样翻新的时代。这个期间，杨季曾经醉心于“热抽象”的表达，探索形式主义较强的画面效果。但是他最终冷静了下来，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大写意人物画。这个探索的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他要梳理、回答和解决百年来人物画的积弊和当前画坛的流弊，纵向与横向的问题，全要迎难而上。他在写意精神里面找到了突破口，在应物象形中找到了回归。

人物画自东晋顾恺之即提出“传神论”，注重以形写神，贵在传神。谢赫“六法”则是更完备的技法与品评体系，以气韵生动为最高追求。中国画的传统意趣也追求写实，但是又不局限于客观的写实，而是精神意趣上所扑捉到的真实，是印象的真实。杨季曾经短暂地醉心于“热抽象”（刘骁纯先生当年评价杨季作品语）的表达，探索形式主义较强的画面效果。但是他最终冷静了下来，在最高传统学术精神中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大写意人物画。这个探索的路是艰难而漫长的，他要梳理、回答和解决百年来人物画的积弊和当前画坛的流弊，纵向与横向的问题，全要迎难而上。他在写意精神里面找到了突破口，在“应物象形”中控制着造型，在“骨法运笔”中锤炼线条的质量。

总体来看，杨季的人物画有几个艺术特点：注重书写性，用笔有速写感，轻松、自由、流畅，类似舞蹈般的快感；造型上不走抽象，但取印象；去素描化；大写意，追求笔墨韵味。杨季人物画在去素描化方面走在了前列，他又比较融洽地解决了笔墨与造型之间的矛盾，以笔墨为驱动力，造型为辅助力，让造型服从于笔墨的安排，更正了当代人物画的笔墨的味道，而不是简单的水墨加素描的机械样式。将其放置在徐悲鸿、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以来的当代人物画家谱系中来衡量，其艺术特点是充分而鲜明的，更重要的，他的人物画在摆脱西画的束缚回归中国画写意精神上又向前垮了一大步。

三

《榜样》的创作缘于杨季某年参与的一次颁奖仪式，这幅作品以9位获奖农民为主体，表现了基层乡镇表彰先进个人的一个欢悦的场景。对于这幅作品，作者是煞费苦心的，9位农民是从安乐镇几百名村民中挑选出来的，鞋子、大红花等皆借来实物，与画中人物长期接触交流，前后五六次改稿，历时两年最终定稿完成，可谓匠心独运，千锤百炼。在表现手法上，杨季坚持写意精神，拒绝工笔。

但是这幅作品的写实性与画面效果不同于作者以往的大写意风格。平常的大写意之作显然更为潇洒、自由，而《榜样》显然是作者预设为代表作去创作的，凝重、庄严。似乎这两种风格之间有很大的出入，而我以为将这两种类型的作品结合起来看并不冲突，这体现出一个画家创作大型作品或者经典作品的构思、方法与实力。前者如家常饭，后者如年夜盛宴，花费的心思精力，自然不一样。前者如诗经之风，后者如颂，是对时代精神的带有礼乐性质的讴歌。前者是抒情诗，而后者是史诗手法，追求宏大、深刻的叙事方式，如同伦勃朗的《夜巡》、如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们》。在色彩处理上，以概念化、印象化的手段，获奖者整体一个灰色，辅之以浅色的背景，而以丰富的表情变化来区分个性，凸显大红花，醒目的大红花是“诚实守信”、“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爱心奉献”等精神主旨的象征。人物形象的处理类似雕塑的体量与雕琢手法，像是宣纸上的群雕。

总体而言，《榜样》以写意兼容写实的笔墨手法，弘扬转型期新农村的道德价值，将传统美德、时代脉搏、民族记忆、笔墨张力、造型技巧，融贯为一，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当代人物画扛鼎之作。

四

从画史来看，画家可分为几种类型：其一，最常见的一类，即是以一技之长，专事绘画，以此为生，多是职业化的匠工或层次较低的艺术家。其二，往往才情迥异，步履高蹈，诗文书画，一一皆出于心性，兼怀济世之志，自觉于“士”或“知识人”的社会担当，以现世因缘所囿，而寄于书画文艺，能自成一家。第三类，为极少数不世出之宗师，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影响后世千百年而不已，如王维、赵孟頫、董其昌等。我以为，杨季是超越了第一类，而且是第二类中的佼佼者。

杨季的人物画，风格鲜明，自成一家，从人文价值与艺术特点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当代人物画领域具有比较典型的学术样本作用。杨季既是刘文西黄土画派的中坚力量，又是杨晓阳“大美为真”美学体系志同道合的践行者，更是王西京倡导的“长安精神”的主力军。这三种艺术精神在他的艺术实践与学术追求上产生了交集，那就是他贯彻他艺术之路始终的真诚、朴实、厚重、豪迈，他以大写意的灵魂优游于人物画的天地间，寄情与乡土中国的泥土味。对传统的敬畏，对文化的担当，对中国价值、中国标准的追求与弘扬，造就了《榜样》，也造就了杨季。

希望杨季以《榜样》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为当代人物画的发展做出更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