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风浩荡旧时画 心事浑茫今日书——《绝秦书》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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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正平

八月中旬，《绝秦书》在西安首发时，我正在渭南大荔县探亲。《绝秦书》写的是关中平原的西府，扶风县绛帐镇。我的祖籍则在关中东府的大荔，属古冯翊，也称同州。大荔北面就是韩城，司马迁故乡也。八月十五日，从大荔北行，酷暑中拜谒太史公。太史公的祠和墓，在韩城市区南十余公里的芝川镇临近黄河的塬上。从太史祠东望，黄河依稀可见。塬下平川里，涺水河两岸，有一望无际碧绿荷叶。山脚下正建造巨型白色群雕，题材是太史公和《史记》里主要角色。从韩城返回西安车上，默念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觉得这千古名训，是人文著述者包括小说家应追求的最高境界。起初拿不定主意如何评议《绝情书》，现在有了切入路径和尺度。

一

可以简单化地把司马迁的“天人之际”理解成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人与宇宙、自然的相同、相通、相合，以及相对、相异、相斥的复杂关系。具体到《绝秦书》，这个“天人之际”其实就表现为生命遭遇最大危机时人与“天”的关系：人的本能欲望与“天理”的对立与冲突。面对肉身的饥饿与死亡，人当如何选择，如何行动。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司马迁未说如何生，却谈到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两者大体上就是中国死亡哲学的经典表达。 史书上关于饥荒死人的记载汗牛充栋，人相食的惨剧不绝于书，但这种记载都是点到为止，常见词语无非赤地千里，田园荒芜，城郭毁弃，饿殍遍野，人相食，等等。鲜有对饿死乃至人相食的详细叙述，罕见圣贤们深入思考饿死人的问题，艺文作品更甚少以饥饿死亡为表现内容。究其原因，一是历史上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饿死人太多，习以为常，谁会大惊小怪，当然不值得详加叙述。二是饿死乃最低级的被动死，与精神灵魂无关，缺乏意义，轻于鸿毛，无须深入思考，更不值得大书特书。尤其重要的是，饿死者多为穷人，他们无权力也无能力表达饥饿生命体验和饿死的惨状。依孔子的逻辑，未知饱食之乐，焉知饿死之苦！孟子提到“饿其体肤”，不过是把饥饿作为锻炼士人品德意志的手段来谈论，这种饿，离饿死还差得远。从“文化消费”角度看，哭天抢地，悲惨无比的故事场景，向来不能成为大众文艺热衷的表现内容。大众喜欢看帝王将相奢华生活，才子佳人美满姻缘，成功人士辉煌业绩，厌恶贫穷丑恶悲惨的故事景象，此种心理古今皆然，非中国独有。人皆有趋利避害本能，审美活动亦遵循此规律。现在文明进步，食物丰盛，饥饿感已经成了精英人群生活幸福、身体健康的基本指标。当此之际，张浩文大写饿死惨状及人相食的酷烈景象，真是别有意味。

总起来看，比起古希腊哲人和基督教神学对死亡问题的深度思考，我们老祖先谈论、书写死亡都嫌简单。事实上，令人惊心动魄的对饥饿的感觉体验和叙述描述，更多出现于当代文学中，高尔泰，莫言，杨显惠，都是写饥饿的名家高手。张浩文现在也加入这种书写中来了。高尔泰的饥饿书写是诗意的控诉，莫言的饥饿书写是喜剧性的荒诞，杨显惠则力图客观冷静。张浩文呢？他是把饥饿死亡当做宏大史诗来写的。饿死的各种类型，人相食的各种形式，各种动因及其后果，都被他囊括殆尽。

但我以为，张浩文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相食该如何评价？人应该吃人吗？伯夷叔齐饿死不周粟，宋儒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体是儒家君子的伦理节操标准。但普通人呢？普通人面对饥饿，是应该从生物学和动物生存哲学（如野生动物纪录片所持的评价标准）意义上理解、接受人吃人的残酷现实呢，还是应该有更高、更严苛的人的理想与标准？司马迁是把天、人对举的。摆脱自然束缚，接近理想模样的美貌绝伦的人，我们通常称为天人，天仙，所谓惊若天人。身体可以超越自然限制接近于“天”，精神呢？精神上有没有超越凡夫俗子的天人呢？周立功北京读书时期，康有为正在上海办天游书院，他认为地球既在宇宙中，则地球人即是遨游诸天的“天人”。天人即有不受大地约束的绝对自由。当然，1927年辞世升天的康有为没有挨饿的感觉，他不知道两年后北方有大饥荒，更无法认同人相食是不得已的人性之表现。但我想问的是，周克文的“天人之际”何在？他如何理解天——宇宙、自然、生命？如何定义或预设人的标准？本来，书中代表传统礼教文明的周克文和代表现代西方文化影响的周立功，完全可以就饥饿赈灾和死亡问题展开更为充分的思考对话，从而把问题引向深入。但很遗憾，本书于此，未多致意焉。

我不认为以追求客观冷静的现实主义为理由，就可以回避这个严峻问题。因饥饿、仇恨而人相食的惨事，现在基本绝迹了（不排除有精神病患者作出此类疯狂举动），但精神层面的人相食还是在大面积发生——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诅咒谩骂，充斥于网络中，必欲杀思想对手而后快的微博宣示屡见不鲜。精神如同肉体一样，处于极度贫乏饥饿乃至濒临死亡时，也会突破最基本底线，做出文明人无法理解更难以忍受的极端表达。这就是今日中国精神界的现状。我们应该回避这个问题吗？暴戾达于极致的精神界的人相食，还要持续下去吗？

二

民国十八年的北方大旱，从长程历史观来看，是宋代以后，北方生态逐渐恶化，文明衰退乃至趋于衰亡过程中最近一个阶段的极端化表现。在那之前，有数不清的天灾人祸；在那之后，更有我们记忆犹新的战争、革命、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如今关中大地如何了？恶质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村庄溃败消亡，城市恶性膨胀，生态环境恶化日益严重。张浩文多年前的文章《被劫持的村庄》，写的就是他家乡的溃败。没有对今日关中的高度关注，就没有追溯历史的强烈兴趣。这是张浩文写《绝秦书》的根本动力。

我愿意把《绝秦书》视为一种文学化的历史书写。本质上，它是民国时期关中平原的历史叙事。这个历史叙事的主角是具有象征性的周氏家族。这个家族的最终命运，也就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这样一个缩影，在当代历史著作中罕见。倒是作家于此多有贡献。以家族历史为素材或题材的长篇小说影视作品相当多，而且不乏成功之作。但这些小说影视的历史价值未必有《绝秦书》高。

说起现代历史，无法回避“冲击与回应”这个中西关系模式。毋庸置疑，西方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冲击是决定性的。这种冲击造成的影响，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积极良性的，另一方面是消极恶性的。总体上，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人文学术、宗教信仰等，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良性的。西方祸害中国最大的则有两项：一为各种抽象的主义，由进化论开启的偏执极端的意识形态思潮席卷华夏，影响极为深远，于今未见消歇；二为鸦片，祸及一切社会阶层和全国各个角落，曾一度禁绝，而今死灰复燃。假如我们判断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是一个进化与退化同时发生的悖论性进程，则退化的外部原因主要就是主义与鸦片。

《绝秦书》对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甚少着墨，这与本书叙述的区域有关。偏远西北乡村地区的人们，对现代的主义甚少了解。周立功从北京带回来的新潮思想在周家寨难以落地，遑论生根。“民智未开”，他的启蒙只能以失败告终。值得一提的是，以进化论为先导的各种主义，上世纪20年代虽未能在关中农村落地生根，但各路军阀，却不无高举主义大旗，为其统治一方，互相攻伐，鱼肉百姓，涂炭生灵的恶行，作理不直而气甚壮的辩护。主义之恶，无过于此。《绝秦书》于此着墨不多，作者或许有不得已的考虑也未可知。

但鸦片的威力和能量无所不在。从道光朝开始，就不断有人痛切陈词，愤怒声讨鸦片之害。令人惊讶的是，军阀混战时代直到抗战时期，鸦片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活动中最有信誉的硬通货。从中央军队到地方军阀，从割据势力到土匪黑帮，甚至从伪军到日本鬼子，都把鸦片作为维持生存和战争经费的重要支付手段。一定意义上，鸦片，实际成了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一只看得见的黑手。《绝秦书》对此的描写叙述，前无古人。张浩文把被长期遮蔽的关中鸦片史，如实细致地叙述了出来。我以为这是本书最具历史价值之处。需要分析的是，如小说中已经写明的，关中农民所以弃粮食棉花而种鸦片，是后者收益远高于前者。但鸦片所以值钱，却并非国际市场缺货导致价格飞涨，是国人中的瘾君子对鸦片的需求形成稳定可靠的市场。这是鸦片生产繁荣的根本原因所在。众所周知，学者如刘文典，作家如还珠楼主，军阀如张学良，名媛如陆小曼，都是著名的瘾君子。那个时代整个国家已然成为瘾君子国，小小绛帐镇岂能自外于天下潮流！最为奇怪的是，各种主义的倡导者其实并不拒绝鸦片，道理很简单，鸦片可以当金子用，甚至比金子还好使。就此而言，喜欢拿全球化、世界体系理论说事的学者，把烟片的泛滥简单归罪于帝国主义亡我中华的阴谋，把现代中国大规模种植鸦片理解为被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控制，实在是过于宏观了。这是喜欢诿过于人、指责别人却从不自照镜子的病态民族主义者的通病。世界各国都有瘾君子，像中国人如此普遍地好这一口，则似乎没有第二国。鸦片为害中国，除了英国人早期带有强制性的输入，后来的严重泛滥，不能不说与本土人文有关。鸦片对中国的祸害为何远胜他国？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遗憾的是，小说于此未有深入。由此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作者对现代历史究竟如何看，他的立场与态度如何？从小说本身看，似乎比较暧昧。

《绝秦书》属于宏大叙事，从绛帐到西安，从北京到上海，从周家寨明德堂到秦岭土匪窝，从军阀营地到西安水市，场面宏阔，细节丰盛，颇有囊括关中民情风习之气概格局。但我认为其中最有价值，仍然是周家寨传统士绅家庭农耕生活诸多习俗细节的描写叙述。这样的历史叙事也符合了当代史学的潮流，即重视本土小历史，重视当地生活习俗，重视个体生命经验的原生的、自然的叙述。个人口述历史持续走红，原因即在历史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代人不再迷信以“揭示本质，掌握规律”相标榜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叙事了。《绝秦书》在这方面的贡献得到评论界充分肯定，原因也在此。

三

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向来密切，中国尤其如此。古代不论，现代小说兴起时，诸多作家就即以史家自诩自期。巴尔扎克以书写法国风俗史为使命，人间喜剧中，就有“乡村生活场景”部分，其中纪录农民生活的部分，几可视为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评论界历来对此“非文学文本”甚少注意。与福楼拜比，巴尔扎克并不以“纯文学”为最高追求，他要成为具有科学研究素质的法国社会的书记员。张浩文没有如此宏大抱负，他就是以小说家为职志的。但从他长期准备写作《绝秦书》的过程看，无疑与巴尔扎克精神相通。此书的历史贡献，已简单评价如上，这里从文学角度略谈浅见。

《绝秦书》是具历史素质的长篇小说。或是介于历史和小说之间的“混搭”之作。如此说，是想强调，评价此书，不能先确立一长篇小说的标准尺度，诸如结构，情节，人物，冲突等亚里士多德式的叙事标准，再以此衡量之。但这不等于说，评价此书可以没有文学的审美标准。

本书文学上的成败得失，从根本上，都源于张浩文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游移。他希望小说有众多独特的人物，有趣的故事和丰富生动的细节，但同时又力图最大限度围绕周氏家族，展示历史原貌与进程，尤其希望呈现极为丰富多彩的关中民风民俗。按传统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做法，他可以通过塑造所谓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若干评论，也按此标准来评价此书。但张浩文明显不按传统路数走。这导致他在理性与感情，观察与想象，记录与虚构之间左右摇摆。这种摇摆可以说构成了《绝秦书》最基本的艺术面貌与品格。

这种游移和摇摆，最突出表现在小说的叙述风格上。他时而像个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冷静叙述周家寨，时而又像个多情的诗人，赞叹歌颂关中的山川风景，抒发对土地故园的一往深情。我们有时候读到的是感情充盈的文字，比如周立功回家时的见闻感想；有时则是平静冷峻到没有温度没有感情的客观叙述，比如对人相食场面的叙述。

这种游移摇摆，使张浩文不能确定一种统一的叙述角度与语调，或者说，他不能确定，这个叙述者是一个旁观的冷静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化身于小说中与人物同命运共呼吸的隐身叙事人。他是周克文同时代的乡村教书先生，还是周立功的同学？是近百年后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返乡的作家？是土匪，还是烟馆的瘾君子？是满嘴主义的军人，还是没有文化的乡民？这个叙述者究竟是谁？

由叙述者角色定位的模糊，导致语言风格的不统一。必须指出，张浩文在语言使用上极为用心，他在使用关中方言方面，超越了此前的陕西作家。大量生动鲜活，充满地域色彩与文化韵味的甚至是粗鄙的土语，出现在小说中，尤其是大量使用与性相关的詈骂词语，前无古人。这个贡献得到陕西评论界的高度认可。但个人以为，此书在关中方言使用上，还有更大发挥空间。据我非常有限的了解，关中方言中大量极为精妙的动词和形容词，张浩文还没有充分发掘使用。如果周克文们能更多使用将近百年前的动词形容词乃至各种俗语歇后语，则这些人物将更鲜活更有味道。

但另一方面，他又使用一种接近历史叙事的比较板正的书面语言，尤其是当脱离人物对话客观陈述故事交代背景时，这种脱离小说叙事者身份的板正语言就显得不协调了。历史叙述人和小说叙事人如何统一协调，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叙事技术问题。我以为，如果增加、强化人物对话，更多让人物自己来说话，而将讲述人的客观叙述尽量减少，小说的叙述调子可能更好一些。

两种不同的叙事身份，还导致另外一个效果。张浩文作为历史学家，唯恐失真失实，唯恐模糊不清。作者不但负责给读者提供丰富的阅读材料，还怕读者不懂而多加解释，俨然信史。如此一来，可能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小说本该有的空白、模糊乃至隐晦，一览无余，未给读者留下回味想象的足够空间。行话所谓，质实有余而空灵不足。或曰：信则信矣，其奈美何！

这是就局部、细节说。总体看，《绝秦书》实为民国时代关中地区的风俗画鸿篇巨制，其中描摹的大量关中历史、社会、文化、风俗、语言等等，具有相当的分析解读和研究欣赏价值，必将成为评论界讨论的热点。

在这个心灵迷茫混乱的时代，读者尤其需要精神的激浊扬清，思想的交流启发。今日的小说家、批评家，以及其他领域的学者专家，能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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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秦书》对民国十八年的陕西大灾荒作了洞幽烛微的探析。“苛政猛于虎”，政府当局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周立言掰着手指给周立功悉数各种苛捐杂税，“有城工捐、河防捐、银行股捐、等级捐、省政捐、西北水利奖捐、富户捐、杂支捐、鞋袜捐、村捐、汽车捐、草捐、庙捐、房捐、门牌捐、路灯捐、牲口捐、印花税、剿匪公债费、登记费、保卫团费、开拔费、善后费、粮秣费、维护费、差费……”，可谓是多如牛毛，莫名其妙，比如乡村哪有汽车、路灯？甚至连买卖人口也要抽取所谓的“人头税”。当时陕西省国民政府也曾发出通令严禁贩卖人口，追查缉拿人贩。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禁令仅仅是一纸空文，政府还趁机从中渔利，抽取人头税。1931年，于右任向南京政府报告灾情，他引用当时陕西旅平赈务会的报告说：“两年之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西省的收税外，山西每人五元，税收近200万。”[5]( p169)

灾荒发生后，当局非但不予以救济，反而强征田赋，在灾民口中夺食，加剧了灾荒的蔓延。周家寨人豁出性命从南山背回粮食，数着颗粒往锅里煮，稀汤寡水熬日子，可这点可怜的救命粮也保不住了。县衙下达征粮令，每亩地需缴纳麦子五十斤，是平常年份的五倍。为了中原大战，陕西军政当局大灾之年不但没有减免赋税，反而提前预征了五年的田赋，把民国二十三年的税粮都提前征收了。但灾民哪里还有粮食可缴，县府就派保安团下来搜，搜到一律充公，搜不到的就把人绳捆索吊起来打，催逼百姓借粮买粮纳税，一时间到处都是哭声震天。孙县长下令保安队武装拉粮，把全县十五个义仓的粮食都抢到手中，加上以前向大户借来的粮食，完成赋税后还有结余。他把余粮悄悄转卖，落了一笔巨款装进自己腰包。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地方官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兵匪一家。太白县县长潘云鹏为了完成上峰宋哲元下达的任务，竟然出主意让守备营化装成土匪去抢大户的粮食。周立德给太白县境内数十股土匪下了红帖，说是共襄北伐盛举，辅助东征伟业，扫荡北洋妖孽，逼迫土匪捐款一万大洋。泰丰粮行的少东家白富成穿着时髦的西服，皮鞋锃亮，从饭馆里出来便被一群当兵的抓住，被污蔑成逃兵“王连胜”，逼迫他爹认捐，并且只要粮食不要钱。周立言听从父命，拉着酒坊粮食回家赈济灾民，在城外遭到了守备营的武装拦截，中了枪弹而身亡。宋哲元在军政会议上公开叫嚣，宁叫陕人死绝，不叫军队受饿。因此，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粮草供应，而各地集结部队的粮草问题自行解决。所以才有了刘凤林奉命行事到处抢粮之事，甚至对周克文这样有声望又有靠山的士绅都不放过。

可以说军阀割据、互相混战是导致灾民遍地的一大原因。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致使一些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对于民国十八年的西北大旱灾，斯诺曾写道：“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6]( p39)

《绝秦书》从多个层面探析了大灾荒背后的人祸因素，烟毒盛行、粮食储备不足、苛捐杂税繁重不堪、兵匪横行等，用小说的形式对这场大灾荒作出了深刻的思考，用感性的形象还原再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站在历史的高度展开一种开阔的描写，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试图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去探寻近代乡土中国的出路及其可能性，显示出一种高远的立意与阔达的情怀，使得《绝秦书》带有一种史诗的品格。

《绝秦书》语言富有诗意，带有浓厚的关中风味，采用家族书写的模式，在民俗风情的展示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里秦腔戏文与人物水乳交融，传神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神来之笔。很多作家不太注重小说的写法，逐渐让小说离开了文学的本味，让人读不下去。《绝秦书》写得酣畅淋漓，让人一拿起便不忍释手，我是在上海火车站候车室和站台上等车的空隙看完了这本书。书中有许多感动人心的描写，让人难以忘怀。比如周拴成临死之前给老婆梳理头发、打扫庭院从容赴死，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他的柔情及硬气，读来令人怦然心动。当然，我感觉小说也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周立功的后半部分表现及其死亡结局显得稍微有些仓促，没能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苦苦探索乡村社会出路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精神高度和情怀，读起来感觉不太尽兴。在对乡村世界的理性批判中又夹杂着过多的温情，显示了叙述者立场的犹疑。书中一些地方过于急切地表达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和历史判断，直白描写和议论稍多，显得韵味不足。但瑕不掩瑜，就我所阅读过的灾害文学作品来看，我不得不说《绝秦书》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上自然灾害书写的扛鼎之作。

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7](p11)文学有责任去书写灾荒，建构文化创伤，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张浩文先生对此有明确的意识，“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这场灾难刚刚过去不到百年，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灾难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张浩文先生用《绝秦书》为我们建构了民国十八年灾荒的文化创伤，显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和历史关怀，让人心存敬意。

[参考文献

[1]戴秀荣选编.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9年[J].民国档案.1995(1).

[2]张恨水.燕归来[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3]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M].西安：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出版委员会,1938.

[4][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

[5]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民国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王恩光、乐山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

[7]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A].王志弘译.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文中所引用的《绝秦书》里面的文字均来源于张浩文的《绝秦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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