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人民公社”——后寨记事

爱谁谁 · 发表于 2009-5-14 22:31:10

■本报记者江雪/文胡国庆/图
——一个乡村的现实困局
题记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企业。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陕西户县后寨村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
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潮流中，后寨村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
30年来，后寨人坚持集体道路，同享“大锅饭”，但其经济增长，却依赖于外部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
追求“共同富裕”的后寨，幸运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集体制下一系列的弊端，正让后寨人感到痛苦，甚至窒息。
在国际金融危机来袭的大背景下，后寨的集体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同时，执掌后寨“大权”30年的老支书下台，意味着后寨30年“乡绅政治”的终结。突然爆出的“村长贪腐案”，则表明了“大集体”的向心力正在遗失。
后寨是数十万个中国村庄中的一个独特样本。我们关注后寨，也是关注在大地上辛勤耕作的中国农民。他们洒下汗水，希望收获富裕，并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学者秦晖认为，后寨人的幸运在于他们当年有选择的自由。无论是坚持“大锅饭”的后寨，还是当年冒死分地的小岗村，务实的农民们都是为了追寻美好的生活，而违背了那一刻的历史潮流，衡量利益，做出选择。
今天的后寨，再次面临抉择的痛苦。好在，后寨人是温和的，对他们来说，不左不右，唯愿向上。
腊月里，87岁的张生贵坐在门前晒暖暖。“给俺孙子盖房哩！”老汉说。他对面是在建的二层小楼，即将和周围的一排漂亮小楼连在一起。“俺们后寨，一直是人民公社，还是不分地好！”老汉话音刚落，立即招来厉声反驳：“你去后寨问一问，如果10个人中有5个人不愿意分，我不收工资！”
大嗓门的“挑衅者”叫张全喜，40来岁，正在给张生贵家干活，一天工资20元。“后寨再这样下去，就完了！”张全喜气呼呼地挥着手。争论升级，两个人互不相让，怒目相视，鼻子几乎碰到了一起。
一旁的人打着“圆场”。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争论，在后寨并不新鲜。只是从多事之秋的2008年开始，格外激烈了一些。
“乡绅”下台
执掌后寨“政权”30年的乡村精英张志武，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败北，标志着后寨乡绅政治的结束。观察者发现，那些坚持集体化、而又因幸运富裕起来的村庄，必然依赖于一个集道德、能力、威望于一身的领导者，后寨也是如此。
“村长韩红拿了村里40万跑了！”2008年9月，传言终于变成了现实。后寨人在失望与愤愤不平中，迎来了年底的村委会换届。
这次换届多少有些象征意义。执掌后寨“领导权”30年的村支书张志武“下台”了，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落选。在随后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600余张选票，他只得了100余票。村里一位多年在外做生意、家族实力强大的年轻后生，此次回村参加竞选，志在必得，并最终如愿以偿，当选了本届村委会主任。
2008年12月10日，张志武在自家空荡荡的新房里“打吊针”，颇有“英雄迟暮”的凄凉。
“农村风气瞎了，耿直的人干不成。我拿了这村里的‘官事’快40年了，现在干不成了，也不想干了！”60岁的张志武说。
“老支书不会去给人说，给咱投张票吧。他不是那样的人。”村民韩某说。他认为张志武败北主要是没有去做大家的工作。
但更多的人认为，老支书张志武此次“下台”，是因为原村委会主任韩红沉浸赌博，竟然在他眼皮底下拿走了村里的40万逃之夭夭。
“他（指张志武）把人看错了！要走集体的路子，干部必须廉洁，韩红把我们的干部风气弄瞎了！”一位和张志武搭档多年的原村干部感叹说。
村干部出现如此严重的“贪腐”行为，仿佛昭示了后寨这个“大集体”向心力的消散。但张志武落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却是2008年后寨的玻璃企业产品大量滞销。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村庄的经济发展正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
2008年5月12日，投资1000万元更改设备、扩大规模的后寨玻璃总厂“升炉”，不料当天发生地震。到2009年春节过后，玻璃厂的生产力只运行了70%，有大量的产品积压。这被一些人认为是老支书的判断失误。
后寨人是注重利益判断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带着对现实的失望，对前途的彷徨，他们把村主任的选票投给了此前未参与过村庄“政治”的年轻人。
但是，在后寨，没有人能否认张志武的存在。“凡是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承认，后寨这么大的家业，是老支书带领大伙儿创下的。没有张志武，就没有后寨的今天！”村民刘公弟说。
张志武，剑眉阔脸，精明能干，颇具地方“乡绅”风范。他被认为性格强硬，头脑灵活，“办企业有一套”。
1979年，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任“大队长”的张志武就带领村民们办起纺纱厂等厂。当安徽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死分地”时，后寨的纺纱厂已有了收益，眼看就要红火起来了。
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量，后寨人选择了不分地，因为分地就意味着分厂，而厂子才刚刚起步，即将获取收益。
从此，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能人”张志武等人的身上。
30年过去了，在张志武等一帮村干部的率领下，后寨幸运地跻身于全省富裕村的行列，每年为国家上缴利税三四百万元，在户县余下镇的23个村庄中，它的经济占据首位。
然而，当初因自己的选择成为“另类”的后寨，今天却不得不面对再次选择的现实。
“社员们的厂子”
一直到2008年6月前，一个后寨的男性村民在玻璃厂干活一天，劳动价值是10个“工分”。而近30年来，后寨的玻璃厂里没有一个销售员。后寨的经济完全依赖于村里集体企业的增长，但窝工、浪费、难于管理等一系列集体经济的弊端，致使企业危机重重。
2月11日下午，元宵节后的第三天。
后寨玻璃总厂的大门前依然冷冷清清，往年此时络绎不绝，运输玻璃的车辆并没有出现。
大门内是后寨的两家玻璃厂。“西厂”在检修炉子，没有开工。“东厂”大院内堆放着不少玻璃成品。
下午上班时间，生产科长韩建昌走进车间，几个工人正蹲着聊天，嘻嘻哈哈。
这个车间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玻璃切割。成片的玻璃顺着流水线过来，两个女工对尚带着炉膛余温的玻璃，进行切割、放置。
破损率显然很高。面积大约是4平方米的大玻璃块，边缘出现黑纹或略有缺陷，就会被扔进废料车，拉走回炉。
知情者介绍，这种状况，在私人的厂里，会略作切割即成小片玻璃，同样能出售。但在这里，没有人会去做这个“多余”的工序。“浪费太大了！光这浪费一年大约有七八十万！”知情者说起来，痛惜地摇头。“不管干多干少都是700元，谁操那个心？”一个女工说，在去年7月之前，这道工序和其他工序一样，只是记工分，就更没有干的必要了。
38岁的穆锦娟是2002年进的厂，已经干了6年。“每天都要来，没有周末。今年过年也没休息，一月倒一次班。”她抱怨说，如今集体制没有优势，这样干着，一年下来，家里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穆锦娟家在二队。二队今年种甜瓜赔钱了，队里有3万多元的账，要大家负担，算下来工分很低，一天10工分的分值大约不到10元。她丈夫在北厂上班，算是个“干部”，月工资1200元，唯有这一点让别人颇为羡慕。
穆锦娟一直想外出打工，但因为两个孩子在上学，需要照顾，所以没有出去。“集体收入不好，现在很多人都想分地单干呢。”她摇摇头。
而在办公室里，厂长刘公弟也烦恼着，过完年至今，厂里的产品积压没有任何缓解的趋势。
“大环境不好，厂子必须向管理要效益。可我们咋管理？每个后寨人走进这玻璃厂，都会拍拍胸脯说：‘这是我的厂子！你凭啥管我？’”刘公弟说。
为了节约成本，“向管理要效益”，春节前后寨玻璃总厂决定裁减10个人，但一直裁不下去。“集体的企业，社员们都是主人啊！”刘公弟发着牢骚。
在后寨，“社员”的称呼至今没有被“村民”替代。
而让外界惊奇的是，后寨这3个年产值上千万的玻璃厂，20多年来，没有一个销售员。
村里运输玻璃的五六十辆车部分地充当了销售员的角色，但厂里对销售工作的不重视，还是让这些村民感受颇深。“厂里对市场不主动了解，有时还要我们提醒该涨价了。”长期进行玻璃运输的村民梁某说。
40岁的崔育生租了后寨5亩地，办了个玻璃批发中心。他认为：“后寨的玻璃厂，对生产销售从来没有整套的思路或对策。”虽然今年的经济受影响，但他的玻璃批发中心生意依旧红红火火，而相隔几百米的后寨玻璃厂就不是这样了。“凡符合市场规律的我都干！”崔育生说。
2月23日下午，上班时间，在后寨的另外一个企业——宏达玻璃厂里，院内产品堆积如山；办公室内，生产厂长则躺在床上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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