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斌能否“洗冤”事关国家刑诉文明

天马凌风

聂树斌能否“洗冤”事关国家刑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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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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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j% P; j& w& ]" m% I2 R　　有法谚曰：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如果说，太阳底下，正义要有实现的道路，那么，程序正义就是这种看得见的正义。在被媒体曝光将近6年、“真凶”王书金早已坦然表示愿担当自己的罪行之后，曾震惊一时的聂树斌案真相其实已呼之欲出。只是，河北省高院至今无视学界和民间要求重审此案的
, h- _: `) G( T& i9 Q9 ]3 ]呼声，始终保持沉默。这就不仅仅是看得见的不正义，更是一种罕见的司法傲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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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1 Y0 B$ |& ]　　9月11日，贺卫方、何兵等著名学者和60位律师在石家庄召开研讨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之际，再次就聂树斌一案进行讨论，并签署呼吁书，要求法院尽快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而在聂树斌被处决到今天的11年间，他的母亲则始终没有放弃艰难的申诉。

0 L( l! n4 S6 [$ F& x9 F　　此次学界强力呼吁启动聂树斌案再审程序，恰值刑诉法修改草案备受关注之时。刑诉法素有“小宪法”之称，而宪法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包括生命权，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等。故而，呼吁再审聂树斌案，让真相得以呈现，让司法能真正地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再也不要出现第二个聂树斌，这不仅仅是社会大众的期望，也是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价值和目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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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  V( W- g, z3 q8 S　　一部好的刑事诉讼法，从本质上说，一定是让公民牺牲自己最少的权利，同时获得最大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宁；从结果上说，一定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绝不冤枉一个好人，当然，即使有了错案，也能有一套有效的纠正机制。在这样完善的法律以及对法律的信仰面前，公权机关无法“保持沉默”，而必须以实际行动“自证清白”。

　　聂树斌案发生于1994年，其时，正是普遍“重口供，轻证据”的年代。还有“亡妻复活”的佘祥林案，也就发生在其前后。而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的背后，是普遍的重实体轻程序、非法证据难以得到排除，律师权利难以落实，刑讯逼供不时出现。这一切，不但让正义难以实现，反而制造出更多本应避免的冤案错案，聂树斌案，就是刑诉法曾经在保护公民个体权利方面软弱无力的一个佐证。

　　而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非法证据排除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将可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如能增加对律师权利的保障，则会使辩护权进一步得到保障。一部符合法治精神、人道主义原则的法律，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这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一个国家的好坏，不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有功之人，而在于它如何对待那些有罪之人。”美国著名歌手鲍勃迪伦这样唱道。如何对待我们认为的坏人、罪犯，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刑事诉讼法》正是一部保障“有罪之人”应有权利的法律。我们期待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能成为聂树斌案实现纠错的一个契机。

7 e& B# d% D* W. L6 M0 {. w　　聂树斌已死去11年，“一案两凶”的悬疑至今没有定论。这，在今天已成为横亘在刑诉法面前的一个障碍，我们不得不承认，不搬开这个障碍，法律的尊严无以维护，公众对正义的信心必将损害。甚至可以说，聂树斌能否“洗冤”，事关刑诉法的尊严、事关刑事诉讼的正义与文明。

　　当务之急，是河北高院能够拿出勇气，迅速启动再审程序，给聂树斌和他可怜的母亲一个起码的交代，给雪藏的真相一个交代，给国家的法律文明一个交代。

乡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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