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三的一生

李国建

         

    我的祖父叫郭明道，字立三，小名润润。生于1906年，卒于1984年（光绪32年-共和国 ），夫人是户县水寨村詹楚碧和湖北张雅芳女士 ，有兄弟姊妹七个，他排行第三，立三的名字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他排行为三，二是三十而立。
    郭立三是户县丈八寺郭氏家族中承前启后的人物 ，他生逢乱世，一生经历丰富，跌宕起伏，充满悲剧色彩，是中国社会的生动缩影。
    他九岁前读私塾，十六岁前户县高等小学学习。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积极投身革命。剪辫子、放足、宣传新思想。之后，中国进入了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土匪遍地，户县县城竟不知是谁家之天下。为了保家护院、报效国家，郭立三在丈八寺组织神团，习武练功。期间娶妻水寨詹楚碧。军阀刘镇华围西安时，郭立三曾率领弟子帮助解西安之围不胜，后集合南乡神团弟子二千，配合友军击败北洋军阀吴新田部。至此，丈八寺神团声威大震，四方有难，竟相求救。在庄原村南与土匪的激战中，他奋勇当先，刺伤一匪徒肋部，后来死亡。此事对他震动极大，他厌倦了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二十二岁时，他到陕西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再进西安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前身）。二十六岁后进入政府工作，入国民党，开始了影响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活。期间认识了湖北师范毕业的张雅芳女士并成为他第二个妻子（由于近亲结婚，詹楚碧屡次怀孕，屡次流产，生下的邦世、久娃也活不过两岁。中国有句俗语：不肖有三，无后为大。郭立三是俗人，自然不能脱俗）。
    当时之中国，军人当道，政治黑暗。郭立三既无后台，又无背景，全凭个人奋斗。从政后，他经历复杂而丰富，先后担任过华县、澄城、黄陵县党部书记、西安市教育督学等职，与韩兆鹗、赵寿山、关麟徵等交情甚好。在黄陵县时，他和张国焘说了些闲话，看着张国焘一个人不带警卫，直接上了一辆汽车跑了，他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大谈新生活运动。祖父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甚有好感，曾经偷偷释放过五个共产党人，加上在国共交界处为官，对共党不强硬，因此曾受过排挤。他为人正直，公正廉洁，几起几伏仍能洁身自爱，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不易做到的。
   解放后，做为旧职人员受到新政府的调查，拘留四十九天，妻子张雅芳担惊受怕而亡，郭立三在狱中闻讯，悲极而泣。张雅芳是知识女性，跟前夫离婚后，带着儿子长治，跟着郭立三东奔西走，毫无怨言。她为郭立三生了五子一女，其中匡世在河边睡觉，得病不治。大平、大烈相继出事。现在，五子一女只剩下二子一女。
    由于郭立三交代清楚，又无恶行，释放后在家务农，甚至当上村会计，还经常参加县政协会议。可是，1960年社会主义再教育和文化大革命使一切发生了变化。家庭成分由小土地出租改为地主，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双料帽子压在头上，随便再拿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家被抄，房被拆，经常上批斗会。实际上，解放前夕，郭家已经衰败，兄弟已经分开，郭立三家八口人、六间房、三十多亩地，定为小土地出租较合适。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说得去，只是没种过地成为地主分子，没有大错成为现行反革命使人不可思议。
                                                                                          
    文革时期，郭立三有两个事件很有名气，一个是"竹笋事件"，另一个是"象棋事件"。所谓"竹笋事件"，其实是很可笑的。郭立三的
孙子雄藩和秒增一起去胡公泉玩耍，路过竹园时，看到葱葱郁郁的竹林下，长着翠嫩的竹笋，就顺手折了几个回家。姐姐杭湖很好奇，叫大家再去。四五个五六七岁的孩子在竹园里，还没折几个就被发现了，被抓住了。审讯是在大队部东北角大榆树下进行的。问：是谁叫你们做的，雄藩答：我姐叫我们做的。由于"姐"和"爷"两字发音相近，加上是哭着说的，他们误解为："我爷叫我们做的"这句话。这下麻烦可大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啊。有些人上纲上线，到处宣讲：丈八寺有一个双料分子叫郭立三，忘我之心不死，想变天，想算旧账，让他的孙子们到大队的竹园里折竹笋，而这个竹园在旧社会是他家的。消息象风一样传遍了户县。
    "象棋事件"是这样的，郭立三酷爱下象棋，棋艺好又不悔棋，周围的人都喜欢和他下，其中有知青、村干部等。结果又是一个新罪名：拉干部下水、与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批斗会少不了，还挨了耳光。不过他已经习惯了，在会上还背了一首诗，内容是指爱下棋的人，会"失迹朋友耽搁客，憋胀尿胞喂肥虱"。
    郭立三的第四个儿子大平，就是郭生昌。年少时，因摘生产队的棉桃吃，被打后头脑受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虽多方医治，病却越来越严重，胡言乱语，行为无常。他爱搭方，爱唱戏文，经常唱的一句话是：刘备哭了一辈子，娶了个孙权他妹子。有一次，大平疯一样的跑回来，手刚抓住架子车辕，就咚地一声摔倒了。大平二十几岁就死了，当时的脸很黄，得的可能是肝炎。埋的时候，大家 不作声，不知是谁大声说：死了好，死了就不拖累人了，死了大烈就能娶上媳妇了。
   大烈是郭立三第五个儿子，官名叫郭生高。他个子不高，身体孱弱，言语不多，从不大声说话。有点近视，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在那个时候，这样的人是注定要受欺负的，有人说他偷粮食，有人说他偷懒，更由于地主成分和反革命的儿子，连媳妇都找不到。曾经说过几个，不是瞎子就是瘸子，就这人家还不同意。大烈曾说过：不行的话，就将哥的儿子寒操过继给我，以后好有个依靠。面对这一切，他是多么的无助和无奈啊。做人到这份上还有什么尊严，还有什么意思，大烈一定这样想过。在一个月冷星稀的晚上，他选择了死亡，一声叹息之后，一切都结束了。留下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无用之人不如死"的绝笔。
    大烈的死对郭立三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无言之后还是无言，沉默之后还是沉默。入殓的时候，郭立三被人搀扶着来到大烈的遗体前，一声"烈娃"就哭了，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哭了，悲壮而凄凉，终南山为之失色，南桥河为之动容。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落难人送遇难人。
    郭立三失去了一个妻子和五个儿子，也失去了耐心和笑容，他的心在流血，目光冷峻而坚强。他怀疑这世界是否有公平，怀疑这苍天是否有眼睛。他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制定政策的，也是人执行政策，所以他怨，他怨人。      
    一九七八年，形势发生了变化，邓小平开始按照新的思路进行改革，阶级斗争不讲了，经济建设成为主要问题。所有的帽子统统摘掉，所有的成分都是社员。摘帽的那一天，召开社员大会，郭立三没有去，公安局的人问：同意摘掉郭立三帽子的请举手，没有人举手，又问：不同意摘帽子的请举手，仍没有人举手，公安局的人说：好，通过。按道理，郭立三应该很感谢，可实际上他很平静，他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尽管当时舆论仍说，摘掉的帽子还可以戴上。
    一九七九年，夫人詹楚碧得半身不遂，三个多月去世。解放前她留守在家，吃穿不愁，可总与丈夫分离，解放后，她与丈夫相依相随，从没有吵过架。詹楚碧感情外露，敢爱敢恨，喜欢谁不喜欢谁，表现的很明显，她喜欢走亲戚，小脚不能走远路，都是坐在架子车上，由孙子们拉者。
    以后的日子容易多了，郭立三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他又开始下棋了，又敢议论时事了。好消息也传来了，他的两个孙子相继考上大学，
    政协会议也邀请他参加。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酒席上，受了风寒，竟演变成大病，临终时，他很清醒，知道自己不行了，和身边的人道别后，让脱掉身上的衣和袜。安静的闭上了眼睛，时间是农历一九八三年腊月二十二日，终年七十八岁。
    葬礼很隆重，参加的人很多，在悼念他的挽联上写着："事难成，难成事，事事都是事；人难做，难做人，人人都是人"


丈南       南河桥

二0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