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原膴膴，风雅沧桑 ——《绝秦书》的历史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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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泉根

张浩文先生十年磨一剑，为我们献上了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绝秦书》。作品写的是民国十八年的关中大旱。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既像一个史学家，又像一个民俗学家，更像一个凭吊故土的乡党，以极其丰富的材料、饱含深情的笔触，近乎实录的手法绘制了一幅幅赤地千里、人相餐食的惨绝人寰历史画面。这些画面如果叠加到这片土地的深厚文化堆积层上，我们会发现，其意义远远大于那一个周家寨、那一个绛帐镇，或那一个时节的八百里秦川。

绛帐镇，稍通文史的人一看该知道这里曾是东汉通儒马融诗礼传家的地方。在他外设绛帐、内张女乐的时髦华丽的传经之所，竟有来自河北（如卢植）、来自山东（如郑玄）等远道而来的受业弟子。再一看故事的主要舞台周家寨，以及主人要人物周克文以及三个儿子周立德、周立功、周立言，稍稍知书的人，会自然想到这是在喻指“周原”——周文化的滥觞、宗法文化的发祥地、礼乐文明的故乡。往上溯，最初还可能是今天已浑茫不知属于上古何代备受孔子等称述[1]的古贤人周任的封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无疑就是周克文名字的文化注脚。而《左传》中所主张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显然是为三个儿子起名者周克文的愿望，也是作者对传统农耕文化最高理想的寄意。

如果我们再一展史地图谱，会看到绛帐镇北边有纪念周公旦的周公庙、曾建有纪念后稷母亲姜嫄庙的美阳村，再往北还有一度为雍州首府的周城、召公奭食邑核心地带的召公镇以及周族创业史上英雄祖先公刘“于豳斯馆”的彬县；东南则赫然有宋初张载张横渠的家乡——横渠镇，有明季关中大儒“二曲先生”李颙的故乡——山曲水曲的盩厔；往西则有故事联翩的钓渭镇、虢王镇、周原镇……

这一片地区，也是继姬周的嬴秦扫六合的始基，汉代属于直隶于中央的三秦之一的右扶风。扶风者，取扶助风化之意也。今天的绛帐镇正属于扶风县。扶风县的右边是公亶父[2]光大周族的地方岐山，左边是姜嫄母族有邰氏之国。整个这片广义意义上的“周原”地区乃是东方农耕文明的发源地。甲骨文的“周”字“ ”就是田园菜圃的象形。金文“周”字“ ”加了“口”旁，其原因与“商”字后来加“口”旁一样，乃是随着本族在方国中实力张大后可以号令他国的自诩。周族在龙山文明时代，就以长于农业闻名，且累世充当司农之官。《国语.鲁语》说他们“能殖百谷百蔬”。舜做部落联盟长时，就请姜嫄的儿子弃负责农桑，说：“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尚书.尧典》）而且他们的后人曾不无自豪地说：“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惟后稷之元谷用蒸享。”（《逸周书.商誓》）农桑文明的风雅颂歌集《召南》，就是产自这片土地。郑玄《<</span>周南><</span>召南>谱》中说它“原田肥美”。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片肥美的土地上，“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周颂.噫嘻》），种什么都丰收饱满，“蓺之荏菽，荏菽斾斾，禾役遂遂，麻麦蒙蒙，瓜瓞唪唪”，“实方实苞，实种实褏，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大雅.生民》）。他们敬天保民，祭祀田祖，“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周颂.天作》），“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小雅.甫田》）以至于“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大雅.绵》），宽广的周原上瓜果蔬菜连绵繁茂，连苦菜吃起来都香甜可口。

然而，天灾人祸却总是不时降临，《民劳》《板》《荡》、《十月之交》、《节彼南山》、《常柔》《召旻》等等，记载了这方水土的大苦大难。《大雅.云汉》一篇，则直接控诉“旱魃为虐”：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宁？

照录全诗，实在是与张浩文先生的《绝秦书》中的旱情太过类似。虽然似是周宣王罪己的求雨诗，没直接写“人相食”，但“旱既大甚”、“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以致于“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其惨烈程度，孰过于此！

旱魃乃是农耕社会的天敌。据《山海经.大荒北经》，传说中的旱魃，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立功又结怨的：

“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旱魃天女助黄帝战胜蚩尤，却非但无赏，还不让重回天上，滞留之处，赤地千里。这显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在后稷弃的弟弟台玺的儿子叔均[3]谏请之下，才将她请出农耕区。叔均也是周族历史上的英雄，列居“田祖”之位。恰好，张浩文先生曾与笔者说起过，这部作品最初的拟名就是《旱魃》。

张浩文先生最后还是选定了《绝秦书》作为书名，显然还是因为民国十八年的灾难不全是天灾。他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铺叙干旱前的农耕社会潜在危机，似乎是要告诉我们这更是一场人祸。而罪魁祸首毫无疑问是鸦片。作者曾与我笔谈“敬天保民”思想时曾明确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包括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和谐的粮食种植关系的破坏，是导致灾难发生的原因之一。什么季节种植什么植物，植物之间的相互配合（所谓五谷杂粮），是长期的适应性的产物，是人与自然达成的协议。鸦片完全是外来物种，大量种植又破坏了原先已有的生态关系，这必然会导致自然的报复。”作者用巨大的篇幅描写了恶之花一样的鸦片从生产到流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侵害这片土地，让农业经济畸形、产业结构失衡，更毒化了人心。这可是三千年来延续周公之礼的首善之区！

作者冷峻地刻画着鸦片社会的众生态，却在另一些细节处流露出了对传统农耕社会的深情。“一场大雪过后，黄龙塬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蒸馍，又白又暄腾。”[4]这种以动写静的手法，既暗示大地本来就是可以养人，又反笔预示着接下来惨烈的饥荒。周克文种棉花那一节，则直接从正面表达了作者对土地的敬畏和深情。周克文整天守在棉花地里，等着那些有灵性的庄家破土而出，说：“种子憋在土里是最难受的时候。”[5]老爷子最后甚至用比古代帝王籍田礼更原始的巫术，抬着身怀六甲的儿媳妇来棉花田边助产。站远点看，这都是在做给鸦片地看。从最后只有周克文家有余粮的结果上讲，作者似乎在传达一个朴素的农耕道理：只有知道“田祖有神”（《小雅.大田》），从而“畏天之威”，最后才能“于时保之”。（《小雅.甫田》）在这个意义上，《绝秦书》俨然成为一个农耕文明给予后人教训和警策的历史隐喻。

2013-10-12 珠崖 袖手楼

[1] 《左传．昭公五年》：“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又《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又《论语季氏》载孔子的话：“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2] 公亶父，是文王的祖父，现在学界多不加审考整体引用《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为其称号，古是往昔的意思（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一已指出），准确应该称“公亶父”，公是尊称，与公刘之公一样（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0页）。崔述和杨宽所说可靠，《世本》称公亶父就止为“太王亶父”，太王是从文王辈分追溯的。

[3] 见《山海经.大荒西经》、《路史.发挥四.周世考》、《路史.后纪.高辛纪》。

[4]张浩文《绝秦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5]张浩文《绝秦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0;人头税”。当时陕西省国民政府也曾发出通令严禁贩卖人口，追查缉拿人贩。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禁令仅仅是一纸空文，政府还趁机从中渔利，抽取人头税。1931年，于右任向南京政府报告灾情，他引用当时陕西旅平赈务会的报告说：“两年之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西省的收税外，山西每人五元，税收近200万。”[5](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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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发生后，当局非但不予以救济，反而强征田赋，在灾民口中夺食，加剧了灾荒的蔓延。周家寨人豁出性命从南山背回粮食，数着颗粒往锅里煮，稀汤寡水熬日子，可这点可怜的救命粮也保不住了。县衙下达征粮令，每亩地需缴纳麦子五十斤，是平常年份的五倍。为了中原大战，陕西军政当局大灾之年不但没有减免赋税，反而提前预征了五年的田赋，把民国二十三年的税粮都提前征收了。但灾民哪里还有粮食可缴，县府就派保安团下来搜，搜到一律充公，搜不到的就把人绳捆索吊起来打，催逼百姓借粮买粮纳税，一时间到处都是哭声震天。孙县长下令保安队武装拉粮，把全县十五个义仓的粮食都抢到手中，加上以前向大户借来的粮食，完成赋税后还有结余。他把余粮悄悄转卖，落了一笔巨款装进自己腰包。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地方官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兵匪一家。太白县县长潘云鹏为了完成上峰宋哲元下达的任务，竟然出主意让守备营化装成土匪去抢大户的粮食。周立德给太白县境内数十股土匪下了红帖，说是共襄北伐盛举，辅助东征伟业，扫荡北洋妖孽，逼迫土匪捐款一万大洋。泰丰粮行的少东家白富成穿着时髦的西服，皮鞋锃亮，从饭馆里出来便被一群当兵的抓住，被污蔑成逃兵“王连胜”，逼迫他爹认捐，并且只要粮食不要钱。周立言听从父命，拉着酒坊粮食回家赈济灾民，在城外遭到了守备营的武装拦截，中了枪弹而身亡。宋哲元在军政会议上公开叫嚣，宁叫陕人死绝，不叫军队受饿。因此，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粮草供应，而各地集结部队的粮草问题自行解决。所以才有了刘凤林奉命行事到处抢粮之事，甚至对周克文这样有声望又有靠山的士绅都不放过。

可以说军阀割据、互相混战是导致灾民遍地的一大原因。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致使一些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对于民国十八年的西北大旱灾，斯诺曾写道：“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6]( p39)

《绝秦书》从多个层面探析了大灾荒背后的人祸因素，烟毒盛行、粮食储备不足、苛捐杂税繁重不堪、兵匪横行等，用小说的形式对这场大灾荒作出了深刻的思考，用感性的形象还原再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站在历史的高度展开一种开阔的描写，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试图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去探寻近代乡土中国的出路及其可能性，显示出一种高远的立意与阔达的情怀，使得《绝秦书》带有一种史诗的品格。

《绝秦书》语言富有诗意，带有浓厚的关中风味，采用家族书写的模式，在民俗风情的展示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里秦腔戏文与人物水乳交融，传神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神来之笔。很多作家不太注重小说的写法，逐渐让小说离开了文学的本味，让人读不下去。《绝秦书》写得酣畅淋漓，让人一拿起便不忍释手，我是在上海火车站候车室和站台上等车的空隙看完了这本书。书中有许多感动人心的描写，让人难以忘怀。比如周拴成临死之前给老婆梳理头发、打扫庭院从容赴死，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他的柔情及硬气，读来令人怦然心动。当然，我感觉小说也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周立功的后半部分表现及其死亡结局显得稍微有些仓促，没能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苦苦探索乡村社会出路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精神高度和情怀，读起来感觉不太尽兴。在对乡村世界的理性批判中又夹杂着过多的温情，显示了叙述者立场的犹疑。书中一些地方过于急切地表达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和历史判断，直白描写和议论稍多，显得韵味不足。但瑕不掩瑜，就我所阅读过的灾害文学作品来看，我不得不说《绝秦书》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上自然灾害书写的扛鼎之作。

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7](p11)文学有责任去书写灾荒，建构文化创伤，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张浩文先生对此有明确的意识，“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这场灾难刚刚过去不到百年，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灾难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张浩文先生用《绝秦书》为我们建构了民国十八年灾荒的文化创伤，显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和历史关怀，让人心存敬意。

[参考文献

[1]戴秀荣选编.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9年[J].民国档案.1995(1).

[2]张恨水.燕归来[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3]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M].西安：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出版委员会,1938.

[4][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

[5]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民国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王恩光、乐山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

[7]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A].王志弘译.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第11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文中所引用的《绝秦书》里面的文字均来源于张浩文的《绝秦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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