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秦书》：民国十八年灾荒的“究天人之际”之作

werds · 发表于 2013-12-20 16:48:01

张堂会阜阳师院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ZW117）和中国博士后第六批特别资助（2013T60404）阶段性成果

民国十八年西北大旱，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据电通社西安电：“在西安所能调查之限度内，饿死者之数，十七年十二月中为六万零八百十四名，十八年一月中为六千九百六十四名、二月中为二万三百十七名、三月中为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三名、四月中为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六名。从十七年十二月至十八年四月止计五个月间，饿死者合计二十三万余名之多，其未及调查者，当不在内。杂草、树皮、谷壳、昆虫等类，凡无毒质者莫不捕取充饥，而饿殍累累遍地皆是，甚至为维持自己生命杀人而食之强盗，白昼横行恬不为怪。比诸地狱，过无不及，可谓极人间之惨事了。”[1]

鲁迅1933年在致周茨石的书信中希望新文学家们能将这场大灾荒切实纪录和描写出来，代替那些用“惨不忍睹”之类的含混文字所作的报道。八十年之后，张浩文先生终于实现了鲁迅先生的愿望，用长篇小说《绝秦书》对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作了全景式的真切描写与透视。当代文学对自然灾害的书写大概有三种情形，一种是直面生活中的自然灾害，并以现实灾害为背景或主要内容而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如汶川地震灾害的文学书写；一类是对自然灾害的寓言式书写，如罗伟章的《饥饿百年》、马玉琛的《风来水来》、毕淑敏的《花冠病毒》等；还有一类是以1949年之前的灾害历史为背景进行的文学书写，回望历史，打捞那些消失在历史深处的自然灾害记忆，用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去还原当时的灾害影像，如迟子建的《白雪乌鸦》、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张浩文先生的《绝秦书》也属于这类作品，对民国十八年西北大旱进行了“究天人之际”的追问。作品视野开阔，气势恢宏，用诗性的语言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再现了那一段苦难的历史。

一、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景

作者之所以给这部书起名为《绝秦书》，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形容陕西大灾荒所造成的绝门绝户的惨烈程度以及三秦大地所陷入的绝境吧。民国十八年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大旱灾，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三百多万，逃亡三百多万，人口折损过半。作者执笔重修宗族族谱，赫然发现宗族的好多家庭在民国十八年绝户了。据陕西省扶风县志记载：“民国十八年(1929)，大旱，川塬地颗粒无收。全县灾民95005人，其中饿死52170人，外逃12337人。县东南南寨子、南邓村人烟绝。”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曾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张浩文无疑就是这样的猛士，他敢于直面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大饥荒，毫不回避灾荒下的饥饿与死亡，展示人性的卑劣与荒凉，用具体鲜活的文学场景再现陕西大地的悲怆与苦难，让我们深切地领略那些隐藏在冰冷的历史数据之后的切肤之痛。

一开始周家寨人还沉浸在大烟丰收的喜悦中，嘲笑周克文不种大烟种粮食的瓜怂。周克文反问他们“要是遭了天灾咋办？地里打不下粮食你到哪里去买？”仿佛是为了印证周克文的预言，天灾在周克文的玩笑声中真的来了。久旱不雨，周克文带领周家寨人设坛祈雨，甚至买来童男童女进行“求中有逼，软中带硬”的献祭，最终也没能感动龙王。由于没有多少存粮，两料庄稼都歉收了，那些种大烟的手中有钱却买不到粮食。一些饿急的人开始到地里淘食，挖野菜、掏老鼠窝、拾雁粪、剥树皮。狗剩爹把家里的牛笼头拆了，放到锅里煮吃，被儿媳妇误会在家偷吃好东西，一气之下就上吊了。饥荒之下，到处都是死人。毛娃和黑丑去镇上抬死尸，门板上饿昏的“死尸”闻到香味又活过来了。发奎老汉去亲戚家借粮食，走到半路上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就死了。五寡妇到塬上去挖观音土，抡了一下头就没劲了。她刚躺在地上歇息一下，野狗呼啦一下就扑上来把她围住，她想拿头去打狗，可胳膊腿都被狗撕住了不能动弹，活活让狗撕碎了。女娃花花饿得走不动路，只好爬出去到偏僻一点的地方寻找大粪吃。花花最终发现一颗拳头大的粪瓜，就挣扎着往前爬，可三四丈的距离她就是爬不到头，手都在地上抠出血来了，身子却软软的不能动弹，最终累死在粪瓜跟前。周有成老汉为了让子女放心地去逃荒，让单眼把自己给活埋了。甚至连家底殷实的周拴成日子也过不去了，躺到棺材里面陪老婆一道死去。饥荒之下，死亡像下山风一样从北山畔刮过来。“死亡起初是偶然的，阎王爷零敲碎打，谁碰上了谁倒霉。到后来他老人家不耐烦了，一棒子抡出去，砸死多少算多少。这时死人就海了，一家一户地死，一村一寨地死。”野狗成群结队地在村庄周围游荡，一个个吃得滚瓜溜圆的。《绝秦书》把民国历史上那段异常惨烈的历史就这样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让人读来惊心动魄，无法自己。

二、直抵人心的灵魂拷问

自然灾害及其导致的灾荒在其他作品中大多是以故事背景的形式出现，服从于作家整体艺术构思的需要而出场，得不到充分的展示和描写。《绝秦书》与众不同，它对民国十八年大饥荒展开了详实具体的描写。饥荒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像一只隐形的巨手操控着每一个人物，形塑着他们的性格，决定着他们的生死命运。饥荒能够直逼人物灵魂的深处，拷问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绝情书》将灾难中人性的崇高和伟大以及人性的扭曲与变异都展示得淋漓尽致，把灾害文学的人性书写推向了极致。

《绝秦书》里面对人性冷漠与荒凉的揭示让人触目惊心。灾荒之下，陕西人口买卖盛行。张恨水曾经描写武功人市上小孩低廉的价格，“树皮剥尽洞西东，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武功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2]( p 1)当时西安、周志、武功、礼泉、眉县、蒲城等地的人市一时人贩云集，这些人贩大多是从附近的河南、山西等地赶过来的，远的如北平、天津、山东等地也有人贩来陕西贩运人口。一开始十余岁的女孩还能卖到七八元或五六元，后来则分文不要，任人领去。贩卖东去之妇女，每日平均在二百人以上，仅陕西一省出卖的妇女就达到二十多万。[3]( p 197)《绝秦书》也描写了灾荒之下人口市场的盛行，人们像牲口一样被买卖，人贩子还趁机把手伸进女人的衣服去摸奶，以验明真假。为了一口袋粮食，毛娃将自己的媳妇租给了一个老光棍。兔娃妈为了自卖自身，可乖巧懂事的兔娃却成了累赘，就哄骗兔娃去摘井壁上的花朵，然后狠心地将其踢下枯井。枯井有二十多丈深，但兔娃命大竟然没有摔死，还在下面叫唤。他哀求妈妈把自己救上去，说自己都七岁了，能给家里挑水，出来天天给妈妈捶背、暖被窝，不吃粮食光喝水。兔娃妈不但不为所动，还硬着心肠搬来一块块石头砸到井里，直到兔娃没了声音。

灾荒使得人们的伦理道德一步步地沦丧，不顾人伦亲情。周宝根为了满足烟瘾并度过荒年，带走了所有家当在外躲了起来，把父母遗弃在家，致使父母双亡。更为严峻的是为了活命，灾荒之下竟然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一开始食人现象还只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恪守着传统的“孝悌”原则，亲人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随着饥饿的一步步升级，骨肉亲情也弃之不顾了，父母、子女的肉也照样能够下咽。出嫁了的彩莲饿得不行了，就赶紧从刘家沟爬回周家寨，想临死前见上爹妈一面，最好再能找见啥吃的。她从早晨开始爬，一直到晚上后半夜才爬回娘家，却没有得到爹妈的一口粮食，连炕都爬不上去，饿死在地上，尸体还被爹娘给偷偷煮吃了。更为令人惊悚的是有人竟然把活人弄死了来吃，饥荒一开始，单眼去割尸体上的肉吃，后来发展到与父亲一起杀死活人来吃。单眼觉得活人肉新鲜、肉质好，比死人肉好吃。他甚至吃着吃着，最后把他爹也给杀死吃掉了。这一切看来不可思议，却又是那么合乎逻辑地发生了。

《绝秦书》不光描写了饥荒之下人性的灰暗，而且也发掘了饥荒之下人性的光辉。在活命逃荒中，猪娃的二爸和婶娘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为了照顾哥哥的遗孤而撂下自己的孩子。因为四口人一起逃荒负担太重，只有撂掉一个娃娃才能逃出活命，可该撂掉谁呢？二爸说猪娃是哥嫂的唯一香火人，得给哥嫂留一条根，自己年轻还能再生。半夜里夫妻俩拉上猪娃就跑，把只有五岁的狗娃丢下不管了。可第二天狗娃又跟着逃荒的队伍追上了他们，说自己以后当乖娃娃，再也不尿炕了。他在母亲的怀里眼睛瞪得圆圆的，死活不愿意睡觉，怕一睡着了再被丢下。为了不让狗娃再追上来，二爸只好哄骗狗娃到远处撒尿，用裤带把他硬生生地绑在一棵树上。后来为了养活猪娃和婶娘，二爸一直不吃东西，硬说讨饭时在外面吃过了，不久就饿死了。婶娘为了养活和照顾猪娃，给周宝根当媳妇忍受了非人的煎熬。他们真可谓是灾难之下的一对仁义夫妻。引娃为了救助周立功，以30块大洋的价格把自己卖给人家作为替身去偿命，她的慷慨赴死之举让人性之光熠熠生辉。

特别是在周克文的身上更是表现出了人性的深度与复杂，写出了他在放赈救灾与发家致富之间的犹豫与挣扎。周克文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中乡绅形象，作为晚清秀才，在科举废除之后只能回到乡间走耕读传家之路。当旱灾来临时，他率领周家寨人祈雨，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孙子来祭祀龙王。灾荒来临之际，县政府不但不救灾，还强征粮食做赋税，他带领一群饥民到县长那里请愿，逼使政府停止征粮活动。周克文手里囤积了大量的粮食，时刻煎熬着他。他很矛盾，做善事犹犹豫豫。后来村里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弟弟周拴成和弟媳妇活活饿死了，给他带来了撕心裂肺的切肤之痛，他觉得必须要为周家寨做点事情。他向孙县长请命未果，还被将了一军，气得猫在家里不出来，省得看见外面的灾情闹心。可灾情一天一天绷紧周克文的神经，逼着他做出选择。救人，意味着他要放弃老天爷赐给他的成为绛帐首富的好机会，有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明德堂”三个字时刻像针一样扎他的心，使他不得安宁。“救，还是不救？周克文心里剧烈地撕扯着，就像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拽着他的两条胳膊，要把他撕裂一样。”就在他围着粮食如坐针毡之际，二儿子周立功的书信到了，要求卖粮筹钱开办纺织厂，无论于国于家都是用得其所。他决定卖粮替儿子办工厂，可天主教的施粥赈济又改变了他的决定。周克文内心深处的文化道统被刺痛了，“办不办工厂只关乎钱，收不收人心却关乎道统。钱可以少挣一些，可作为士绅，他不能看着孔孟之道在这里断了根啊，这是剜他的心头肉！道统散，天下也就散了，那还了得！”经过内心激烈的挣扎，他决定开粥棚赈济灾民，甚至为了救灾搭进了两个儿子的性命。从周克文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崇高和伟大。小说结尾描写成群结队的饥民如洪流一样汹涌卷来，周克文和赈灾粥棚、圣人牌以及村庄全被踏平了，一个关中乡绅和他的时代就这样消逝了，但一座乡村文化英雄的丰碑却矗立起来了。《绝秦书》通过对周克文灵魂的熬煎与拷问，将人性之善书写到了极致，让人感受了人性的无限丰富和复杂。

三、洞幽烛微的成因探寻

如果说仅仅停留在灾难惨相的呈现方面，新闻和纪实报道可能比文学更加胜任。灾害文学不仅要呈现苦难，还要穿越苦难，追问与反思灾难背后的东西。张浩文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惨相不是为了吓唬人，而是要警示我们去思索灾难的根源。”他引用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认为“自然灾害不一定导致大规模的饥馑，饥荒与其说是自然因素引发的，倒不如说是弊政催生的，它反映的是更为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痼疾……在专制制度下，信息的封锁让外界难以了解灾情，不受制约的政府和官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大发灾难财，因而迅速把自然灾害扩大为社会灾难。”《绝秦书》用了绝大部分篇幅来“究天人之际”，探讨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用一系列形象的画面雄辩地证明民国十八年的灾荒既是天灾，更是人祸。

小说一开始引用了一首陕西民歌《卖老婆》作为序曲，一下子就把人带入了民国十八年灾荒情境中去了。但接下来小说却并没有直接进入主题，写了很多看似无关的题外话，许多读者对此表示不能理解，其实这恰是作者的匠心所在。小说开头描写周家寨大烟丰收，端午节闹社火引来了土匪打劫，介绍了当时陕西农业生产情况。冯玉祥部将宋哲元主政陕西，为了自己的利益，鼓励怂恿百姓大规模种植罂粟。在周家寨，周克文坚持种粮还被村民讥为瓜怂，其他人甘冒被土匪抢劫的风险也要种获利丰厚的大烟。对此，资本家赵子昂在给周立功的书信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而民众之所以不种棉花，是因为陕西烟毒猖獗，罂粟获利比棉花丰厚，只有陕西禁毒，棉花才能成为最佳的替代经济作物。在全国一片禁毒声中，陕西非但不革除陋习，反而暗中策纵，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陕西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盖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对民国政府阳奉阴违。”在讨论种植计划时，周克文算了一笔账：如果种植玉米、小麦，每亩地能有五块钱的收入，扣除田赋一块、各种杂捐摊派三块之外所剩无几，更要命的是种植粮食作物每亩地还要多交两块钱的“白地款”。所谓“白地款”其实就是逼良为娼，强迫百姓去种大烟，“明明地里种了庄稼，只要不是大烟就算是白地”。后来，周立功在《申报》发表文章抨击陕西烟祸，惹恼了当局被逮捕，诬陷他是北洋军队的探子，如果不是周立德向宋哲元献上古董阳燧求情，差点就没了性命。

阿马蒂亚·森对于灾荒形成的原因做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饥荒意味着饥饿，反之则不然。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事实上，至今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某一次饥荒中，一个国家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遭受了饥饿。这是因为，不同社会阶层对食物的控制能力是不同的，总量短缺只不过使各阶层对食物控制能力的差异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已。”[4]( p58—59)这就说明灾荒现象的出现不仅仅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社会特性。具体分析民国十八年陕西灾荒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政治不清、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囤积居奇等各个方面，也与救济过程中的漠视民命、赈灾不力、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绝秦书》对民国十八年的陕西大灾荒作了洞幽烛微的探析。“苛政猛于虎”，政府当局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周立言掰着手指给周立功悉数各种苛捐杂税，“有城工捐、河防捐、银行股捐、等级捐、省政捐、西北水利奖捐、富户捐、杂支捐、鞋袜捐、村捐、汽车捐、草捐、庙捐、房捐、门牌捐、路灯捐、牲口捐、印花税、剿匪公债费、登记费、保卫团费、开拔费、善后费、粮秣费、维护费、差费……”，可谓是多如牛毛，莫名其妙，比如乡村哪有汽车、路灯？甚至连买卖人口也要抽取所谓的“人头税”。当时陕西省国民政府也曾发出通令严禁贩卖人口，追查缉拿人贩。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禁令仅仅是一纸空文，政府还趁机从中渔利，抽取人头税。1931年，于右任向南京政府报告灾情，他引用当时陕西旅平赈务会的报告说：“两年之内由陕卖出之儿女，可稽者四十余万，除陕西省的收税外，山西每人五元，税收近200万。”[5]( p169)

灾荒发生后，当局非但不予以救济，反而强征田赋，在灾民口中夺食，加剧了灾荒的蔓延。周家寨人豁出性命从南山背回粮食，数着颗粒往锅里煮，稀汤寡水熬日子，可这点可怜的救命粮也保不住了。县衙下达征粮令，每亩地需缴纳麦子五十斤，是平常年份的五倍。为了中原大战，陕西军政当局大灾之年不但没有减免赋税，反而提前预征了五年的田赋，把民国二十三年的税粮都提前征收了。但灾民哪里还有粮食可缴，县府就派保安团下来搜，搜到一律充公，搜不到的就把人绳捆索吊起来打，催逼百姓借粮买粮纳税，一时间到处都是哭声震天。孙县长下令保安队武装拉粮，把全县十五个义仓的粮食都抢到手中，加上以前向大户借来的粮食，完成赋税后还有结余。他把余粮悄悄转卖，落了一笔巨款装进自己腰包。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地方官吏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兵匪一家。太白县县长潘云鹏为了完成上峰宋哲元下达的任务，竟然出主意让守备营化装成土匪去抢大户的粮食。周立德给太白县境内数十股土匪下了红帖，说是共襄北伐盛举，辅助东征伟业，扫荡北洋妖孽，逼迫土匪捐款一万大洋。泰丰粮行的少东家白富成穿着时髦的西服，皮鞋锃亮，从饭馆里出来便被一群当兵的抓住，被污蔑成逃兵“王连胜”，逼迫他爹认捐，并且只要粮食不要钱。周立言听从父命，拉着酒坊粮食回家赈济灾民，在城外遭到了守备营的武装拦截，中了枪弹而身亡。宋哲元在军政会议上公开叫嚣，宁叫陕人死绝，不叫军队受饿。因此，他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粮草供应，而各地集结部队的粮草问题自行解决。所以才有了刘凤林奉命行事到处抢粮之事，甚至对周克文这样有声望又有靠山的士绅都不放过。

可以说军阀割据、互相混战是导致灾民遍地的一大原因。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致使一些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对于民国十八年的西北大旱灾，斯诺曾写道：“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6]( p39)

《绝秦书》从多个层面探析了大灾荒背后的人祸因素，烟毒盛行、粮食储备不足、苛捐杂税繁重不堪、兵匪横行等，用小说的形式对这场大灾荒作出了深刻的思考，用感性的形象还原再现了具体的历史场景。作者具有一种强烈的忧患，站在历史的高度展开一种开阔的描写，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试图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去探寻近代乡土中国的出路及其可能性，显示出一种高远的立意与阔达的情怀，使得《绝秦书》带有一种史诗的品格。

《绝秦书》语言富有诗意，带有浓厚的关中风味，采用家族书写的模式，在民俗风情的展示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里秦腔戏文与人物水乳交融，传神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神来之笔。很多作家不太注重小说的写法，逐渐让小说离开了文学的本味，让人读不下去。《绝秦书》写得酣畅淋漓，让人一拿起便不忍释手，我是在上海火车站候车室和站台上等车的空隙看完了这本书。书中有许多感动人心的描写，让人难以忘怀。比如周拴成临死之前给老婆梳理头发、打扫庭院从容赴死，寥寥几笔就写出了他的柔情及硬气，读来令人怦然心动。当然，我感觉小说也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周立功的后半部分表现及其死亡结局显得稍微有些仓促，没能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苦苦探索乡村社会出路的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精神高度和情怀，读起来感觉不太尽兴。在对乡村世界的理性批判中又夹杂着过多的温情，显示了叙述者立场的犹疑。书中一些地方过于急切地表达叙述者的价值立场和历史判断，直白描写和议论稍多，显得韵味不足。但瑕不掩瑜，就我所阅读过的灾害文学作品来看，我不得不说《绝秦书》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上自然灾害书写的扛鼎之作。

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7](p11)文学有责任去书写灾荒，建构文化创伤，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张浩文先生对此有明确的意识，“文学的职责在于抵制遗忘，这场灾难刚刚过去不到百年，难道我们就遗忘了吗？”“灾难如此近距离地迫近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冲动，不能再犹豫了，必须立即把自己的构想变成现实。”张浩文先生用《绝秦书》为我们建构了民国十八年灾荒的文化创伤，显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和和历史关怀，让人心存敬意。

[参考文献

[1]戴秀荣选编.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9年[J].民国档案.1995(1).

[2]张恨水.燕归来[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3]蒋杰.关中农村人口问题[M].西安：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出版委员会,1938.

[4][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

[5]郭琦、史念海、张岂之.陕西通史（民国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M].王恩光、乐山等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